民主话语权:意识形态之争的新战场
一、意识形态的终结与民主的多元化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9年11月9日的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上发表声明指出,“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象征着普通人追求自由过程中取得的胜利。”①柏林墙倒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所隐喻的苏东剧变终结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同时也使东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争暂时偃旗息鼓。姑且不论苏东剧变原因究竟何在,它恰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步,并将其推向高潮。
苏东剧变使西方世界沉浸于自由民主胜利的狂欢,在民主化浪潮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他在《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刊上发表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三年后在前文基础上出版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福山认为,在苏东剧变之后,人类历史进步的共产主义方向已经进入死胡同,剩下的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并且,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它就是“历史的终结”,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②这一文一书因其合乎时宜而成为当时引起最大轰动的著作,历史终结论也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论题。
历史终结论提出不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另一个引起极大关注和争议的论题——“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主导世界格局并引发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认同,“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③尽管亨廷顿关注的是冷战之后世界各大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但在意识形态之争问题上,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显然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即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所领导的两大集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的结束,更意味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在意识形态不再构成世界争端的根源角度来看,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比后者少了些盲目乐观,而更具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