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谁才是美国国内的敌人？
除出人意料的事实真相外，从察尔纳耶夫兄弟（也叫“波士顿兄弟”）身上再也得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可以挖掘俩兄弟在倍受纷争蹂躏的家乡达吉斯坦的家庭史，也可以再次审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致命吸引力。但我怀疑这样做有没有意义。
在与警方交火中丧生的哥哥塔梅兰似乎是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口中“激进失败者”的典型。而正在波士顿医院接受枪伤治疗并等待接受死刑审判的弟弟焦哈尔与其说因为信仰参与恐怖活动，还不如说是因为兄弟情谊而被牵扯其中的可怜的追随者。
激进失败者是指那些感觉被绝情、冷漠的世界抛弃的年轻人。很多困惑的年轻人那种酸楚的被抛弃感，在某些人身上化成了强烈的复仇欲。像加沙寺庙中的萨姆森一样，他追求公众暴力中的自我毁灭，让尽可能多的人给他陪葬。
情侣分手、工作申请被拒，任何小事均可触发这场最后的疯狂。具体到天才拳手塔梅兰，他因为不是美国公民而失去了登上冠军宝座的机会。激进伊斯兰主义为他提供了为事业献身的现成的机会。
美国对致3人死亡、264人受伤的波士顿爆炸事件的反应非常有趣，在某种意义上也更耐人寻味。即使在塔梅兰已死，受伤的焦哈尔被证明是唯一已知逃犯的情况下，波士顿当局依然决定封锁整座城市。公共交通及城市列车停运、公司商店关闭、市民被告知要待在家里。在幸存的爆炸案嫌犯被发现之前，波士顿已经沦为一座鬼城。
如果两个用化肥和高压锅自制炸弹的迷惑的年轻人能对美国的主要城市产生这样的影响，那么不难想象他们的榜样对其他激进失败者、更不要说极端组织将构成多大的诱惑。此次事件显示领导人丧失勇气时现代城市将变得多么脆弱。
因为发生在美国参议院刚刚否决一项加大已知杀手及精神错乱人员购买枪支及私人获取战争武器难度的法案之后，当局和多数媒体的夸张反应就显得更加怪异。
看来美国人可以容忍中小学生和其他无辜民众被持有从公开市场所购武器的精神错乱者杀害，却在所谓“恐怖份子”策划的杀戮中集体爆发癔症。
这也许是人们习惯成自然的反应。西班牙人对巴斯克分离主义份子的暴行麻木不仁，以致于2004年伊斯兰极端份子在马德里杀害191人的暴行并未引起多大反应；而次年当自杀式炸弹袭击在伦敦地铁夺去52条生命的时候，英国人也因为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恐怖主义的暴行而显得相对冷静。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一样已经见怪不怪。尽管经历过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美国人却还没有对暴力司空见惯。
这还不算，就像年仅19岁的大学生兼美国公民焦哈尔·察尔纳耶夫是反美战争中的士兵一样，以约翰·麦凯恩等杰出人物为代表的几名共和党参议员呼吁剥夺他的合法权益，并将其作为“敌方战斗人员”移交军事法庭审理。
美国政界一直存在对外敌夸大其词的恐惧。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传统上被视为避险之地。邪恶的外部世界不应触及这片自由的土地。当珍珠港、911等外来袭击真实发生后，美国人好像掉进了活地狱。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民众来自多元文化和传统的国家需要同仇敌忾。共产党或伊斯兰教徒的围攻给人带来归属感。保护国家免遭想象或真实的危险外来者及其国内代理人的荼毒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这样的凝聚力在战时不仅有效，而且必须。但恐惧政治也威胁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基地”为代表的政治恐怖组织的目的就是激起报复，最大限度地为他们的事业宣传。如果被当作普通罪犯，恐怖组织成员的上述目标将无法实现。但自称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军事强国作战能帮助他们博取同情，进而从激进失败者和不满群众当中征召人员。
前总统乔治·W·布什曾经说过恐怖主义是表达对美国自由的仇恨。但当恐怖主义导致对犯人施暴、警方加强监视和美国公民合法权益受到官方威胁——或者就本案而言，两名年轻移民所犯的罪行导致波士顿全城陷入瘫痪时——美国政府对于自由的伤害远远超乎任何恐怖份子的想象。(XU Binbin/译)
本文作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系巴德学院教授。
原题：美国国内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