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法莫尔：国家和资本是对立的吗？
自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它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相比之下，国家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因此应当给国家“减负”，还市场以独立发展的空间。英国《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2012年7—8月号刊登了杰克· 法莫尔(Jack Farmer)的文章《国家和资本，银行和紧急融资》，对这一看法发起了挑战。法莫尔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资本关系的经典看法，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危机，指出近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表明，国家实际上是为私营部门服务的，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所说的理想的“自由市场”或者“纯粹的资本主义”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现将该文摘译如下。
当前的经济危机充分证明，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事实是，国家在保持资本主义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诚然，近年来国家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也对当前这场危机的爆发产生了影响。但这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在特定条件的压力下兴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发生了变化。
不过，资本主义并没有丧失其核心动力。我们最近目睹的所有这些变化，其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对利润的追逐和竞争性的积累——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简要地勾勒出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概貌，并对这种关系在最近几年的发展状况进行检视。
超越马克思
马克思的著作中较少论及国家的作用。他的确曾对国家问题发表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评论，可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实了这种主张，但并不详尽。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理解总结为如下几点。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出现的。它不是永恒不变的，而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在阶级社会尚未来临的时代没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没有国家的狩猎采集社会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国家不是中立的，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之前各个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国家。它把几乎所有的社会强制力都集中起来为自己所用。在以前的封建领主直接和亲自对自己封地上的农民行使权力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对阶级强制力进行了集中和整合。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引入了一个庞大的领薪官员网络，其中包括警察、法院、军队、特务、公务员等。法治取代了国王或女王反复无常的统治，保证了大多数情况下的形式平等。打碎国家机器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关键一步，由此将过渡到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马克思的主要洞见在于他认识到当一名工人找到一份工作时，他不仅要处理与顶头上司的关系，而且要处理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关系。资本主义的要义在于，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构成了利润的决定性基础。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要想达到平均利润，它的工人付出的劳动至少必须达到整个行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效率，后者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绝不是固定的，而是总在不断变化着。如果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状况低于这个平均水平，那么它所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如果它能够抢在别人前面，比如说通过采用新技术使生产商品的效率高于平均水平，那么在竞争者赶上它之前，它将受益于数倍的“超额利润”。
所以，资本家是通过竞争来角逐自己能获得多少剩余价值的。但是，资本的各个部分并不是像孤云那样飘散分离的，而是千丝万缕地连结在一起的。
例如，生产资本（即直接雇用工人生产商品的资本）的拥有者没有能力占有从他的工人那里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提供建厂贷款的银行要求得到自己的利息，土地所有者要求得到租金，国家也要求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作税收，等等。正如一条河流可能发源于一处却分成许多支流那样，尽管分割利润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所有利润最终都来源于剥削劳工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不过，不同的利润分割方式确实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当危机来袭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因此，不同的企业虽然相互竞争，但无论它们彼此之间还是它们与国家之间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一家公司倒闭，这将有利于它的直接竞争对手，但可能会损害到以某种方式依赖于这家公司的其他生产者、公司或银行。资本编织的大网就是这么错综复杂啊。
阋墙之争
国家对这个混乱的市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种看法有点过头。在实践中，资产阶级很少能够通过某个一致的战略联合成一个团结的整体。正如马克思在另一些著作中明确指出的，资本主义创造了两个关键的分化：企业主在剥削所有工人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他们也不得不相互竞争。这第二个分化在不同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味着国家不可能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代表。
相反，国家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行实施它认为符合“民族”利益的政策，以便把资本的竞争保持在它所划定的界限之内。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扶持了一些企业，同时也狠狠地打击了另一些企业。
不可缺少的功能
但国家不只是按照一些企业的利益行事，它们所发挥的功能实际上是任何资本——尤其是大资本——不可缺少的。更确切地说，国家负责规制包括本国货币在内的商业运作过程，保证劳动力供给，为本国市场保驾护航，垄断武力并将其部署到各地以便保持本国资本的优势（即帝国主义）。最后，它会（有时要通过中央银行）采取措施防止大企业或大银行的突然破产给民族经济带来危险。在2008年的金融冲击大潮中粉墨登场的就是国家的这种功能。
通常，资本主义似乎仅靠制定抽象的法律就足以运行下去。但只有我们注意到这些抽象的法律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的，它们才是有意义的。
在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及筹集资金和分配商品方面，企业的招数各有不同。资本不只是货币，它通常会投资于厂房、专业工人、机器设备等因处于特定的地点而不方便移动或移动起来成本昂贵的要素。每一份资本都嵌入了生产和分配的网络，这个网络赋予它特定的属性，并使它与其他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当前的这场经济危机中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吧。这场危机从银行业开始蔓延，在很多人看来，我们正目睹着一场纯粹的金融危机，而非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
银行是制度的心脏
银行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心脏。这是因为金融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的命脉——利润——来源于生产过程，是工人工资和他们生产的更大价值之间的差额导致的后果。但是，通过出售工人生产的商品来实现利润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有时，企业主们有充足的资金，但不能立即进行投资；有时，他们可能为投资做好了准备，但又缺乏资金。这时银行就介入了。银行仿佛有上千个心脏一样，通过把资金从不能立即投资的地方输送到可以立即投资的地方来增加利润。它们并不亲自生产利润，但它们对于生产的持续进行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资本家可以把闲钱存在银行，获得一定的利息，而别处的某个缺钱的投资者可以从银行贷款并支付利息，银行则从中获利。这样一来，剩余价值就分散到了这个系统的各个方面。
在实践中，事情进行得并没有这么顺利。麻烦在于生产出来的利润不一定能够实现。商品生产出来以后不一定会卖得出去。随着当前这场危机的加深，各个企业已经积累起了庞大的现金储备而不是投资。经济体中的需求不足导致它们得出结论：新的投资不可能获得利润。今年，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欧元区各公司积累的现金估计共有2万亿欧元。
各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积极行动，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它们以低息贷款、量化宽松政策（即印钞票）和紧急融资的形式给市场注入了巨额资金。同时，它们也制定了庞大的紧缩计划，也就是说，国家试图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和削减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部分（如学校和医院）使利润率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表面上看来，这些削减计划似乎是对过去30年国家撤退模式的肯定。实际上，这种看法低估了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国家的一项关键职能就是确保劳动力的持续再生产。像国民健康保险项目（NHS）和大学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确实对工人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它们对企业而言也很重要，因为企业虽然需要相对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可是又不想为此埋单，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如此。
就英国来说，国家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但并没有消失。比如，国家对教育领域发起攻势显然是为了让教育适应企业的需求。削减公共开支主要不是为了给国家省钱或减少它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相反，国家是想以这种方式重塑社会，使其适应资本的需要。
玛格丽特·撒切尔颇受世人赞许的一个志向便是缩减国有企业和减少国家开支。在她当选之际，英国经济的巨头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包括天然气、钢铁、煤炭、电信、电力、铁路等等。她组阁的政府则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外包；此后包括新工党政府在内的历届政府也都延续了这些政策。
但撒切尔的所谓“革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层次要浅得多。公共支出(扣除物价因素后)在撒切尔当政期间获得了稳步增长，并自此以后继续上升。根据2011年英国财政研究所的数据，以2010—2011年价格作为基数，1979年的公共支出才3450亿英镑，而到了2011年，它就增加到了7060亿英镑。伴随着衰退期间救济金方面支出的增加，公共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在经济危机期间也出现了浮动的状况。今天，它占GDP的46％，相比之下，1979年还是44％。
“大客户”
诚然，现在英国政府在实际经营企业方面发挥的作用已经小了很多，但国家还是经济舞台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角色。2012年5月，当政府要求各行各业加倍努力地工作以提振经济的时候，一场小闹剧发生了。针对埃里克·匹克尔斯（Eric Pickles）的“政府不能创造增长”的主张，英国商会不客气地回应道：“政府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市场的大客户和创立者，是英国基础设施的监护人。”
除了作为“大客户”，国家在制定劳动法规、提供税务优惠和补贴、推动合并和防止恶意并购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国家替资本履行了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职能，人们往往还是认为，跨国公司的增加削弱了母国的重要性，因为跨国公司似乎可以随意选址。
事实上，联合国发布的“跨国指数”（TNI）显示，大型公司仍然深深植根于它们的母国。跨国指数通过计算企业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额和海外雇员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企业的全球化程度。根据2010年的一份报告，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63％。这意味着，最大的跨国公司也有1/3强的生意是在母国进行的。
这并不是说，自冷战结束以来根本没有发生过资本全球化的过程，而是说，虽然各个企业都想把业务扩展到全球，但难免要受到物质成本的约束。虽然资金的转移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完成，但像厂房、专业工人、供应链等实物资本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连根拔起。
裙带和危机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越来越具有私人色彩，这个过程有时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在西方，财富正系统地向社会上层转移，导致企业必须与国家官员和政客勾结起来，才能确保自己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受益。随着国家广泛推行产业私有化政策，这一点变得尤为突出。紧急融资遵循的模式是，在国家已经帮助企业打入有利可图的新领域的前提下，只有当这种冒险失败时，国家才会拿出资金予以救助，即利润的私有化和“损失”的社会化。
右翼喜欢拿资本主义当下的混乱状态与想象中顺利运转的自由市场进行比较，据说这个自由市场与受裙带力量控制的、充满经济危机的现实相反，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但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从未存在过。由不同的国家和企业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不仅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规律，反而是这些规律的体现。
新自由主义者和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大多认为，国家和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彼此独立的。市场生产利润、繁荣和经济增长，国家则在外部以监管和税收措施来干预经济，必要的话还要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政治论争的焦点最后归结为国家干预的性质和程度。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更为刚性的国家干预，而新自由主义者却坚持认为，问题是由专横的国家引起的。这些政治观点之间的差异往往是重要的，但是在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们的理论观念却是一样的。
但这种理论观念却不符合现实。国家和资本之间竞争和合作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巩固资本主义上总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对于那些想要解读这个毁灭性体制的人来说，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