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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建构还是“冲击-反应”:泛左翼舆论阵营的现实基础

2013-04-27 09:49:00 作者: 孙宇晨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面对资本社会,西方人用来平衡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工具是宗教,而中国人的工具则是道德。以马克思主义为渊薮的西方左翼思想恰恰成为了国人用道德主义改造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实境况的有效武器。

在当今中国,舆论思潮风起云涌,人们往往对同一公共事件持相反看法,其背后的历史和理论基础亦错综复杂,尤其是学界和舆论所说的“左翼阵营”,往往更难以清晰界定其人员身份和群体目标。笔者认为,中国本土左翼乃是糅合了本土历史文化元素、试图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运行机理、在意识形态方面优先诉诸政治公平与经济平等的具有浓厚“平民群体意识”的群体。总体而言,它仍然是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形变的一部分,属于某种自在自为的舆论群体,而非某种外来理论或图景形塑的群像。说其难以界定,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在面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关于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正如思想史家葛兆光在其著作《宅兹中国》所言: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葛兆光这段文字属于政治学表述。当我们用文化学视角对其加以解读,则能发现,这种纠缠共生主要表现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的一种游走:“国家”的观念意味着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意味着胡汉、华夷、中西的区别,意味着对自身独特性与正当性的保守,还意味着对全球化的拒斥和对本土底层民众利益的呐喊与保护,因此通常表现为西方政治学框架中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实际上,而“帝国”的观念则与西方通行的“帝国”概念完全相反,“无边的帝国意识”并非利维坦笔下的国家霸权机器,而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道教化意识,突出了对治理秩序道德性的强烈诉求。它的近代表现是康有为的大同理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当今表现则是对美国霸权的反感、对国际资本剥削他国造成不对称依赖的抨击,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贫富悬殊、人的异化的批判。

这一群体和西方左翼理论的对接之处,亦即这一群体之所以被命名为左翼的原因,在于它代表了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面对压迫而追求公平平等的激进声浪。对于国家内部,它意味着工农群众向资本和特权争权利的诉求;对于国际社会,它意味着在“西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其共同点则在于对“政者正也”亦即政治道德化的强调,对利益分配公平化的呼唤。

但是,当这些诉求装到“左翼”的篮子里后,往往引发的是概念之间的紧张。因为在西方语境下,国家和阶级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实体,在研究方法上代表着不同的重心,一句“无产阶级无国界”则表明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概念上的冲突。所以人们总是在字面上很难搞清楚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左翼之间的关系,因为二者的词义很可能被认为是矛盾的。实际上,把那些在国际社会上争取话语权的国人行为(如2008年四月青年的Anti-CNN.com)完全视为民族主义是不恰当的,它们大多数只不过是反对偏见、追求真相、追求平等的爱国主义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国格的平等,而不是民族主义式的“唯我独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前者是“王道”,而后者是“霸道”,两者是完全能够分清楚的。因此,误读也好,偏见也罢,其根源则在于中西语境的不对称和文化思维模式的不同。左右之争,在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中式和西式思维之争,是多元现代性和普世现代性的目的论之争,是道德性平民性与达尔文主义强者生存的政治哲学之争。

因此,从历史、文化方面来说,当今中国本土左翼更类似草根大众的自媒体(当前,网络媒体空前普及,个人成为“自媒体”的成本日益低廉)的类型集合,属于自在、自为、自发的,它虽然同官方的若干理论资源、政治口号有重合之处,但毕竟不同。它时刻面临着来自资本、外国甚至官方的冲击,并且有所反应,但这种反应是因果关系而不是建构关系。左翼作为对弱势、底层(在中国特色理论的表述下是“草根”或“百姓”)的政治代称,决定了它只能以现行秩序的批判者、改良者、修正者的身份出现。大众因其思维和知识结构而“左翼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明确政治经济意义的阶级联系,而是有着类似的思想结构和情感倾向。在“阶级碎片化”的信息社会,这就更突出了左翼每一个个体的原子性,而极大程度地弱化了左翼作为群体的组织性。相比市场资本和国家权力结盟的优势利益群体,左翼无疑是缺乏现实力量的,它很难在现实中实现某种类似“亿万神州尽舜尧”的乌托邦政治秩序,因此其“主动建构”的种种图景,及其激进、革命等“专属行为”,从大历史上看,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矫正资本社会发展的局限。它在当代社会最大的价值是持续地改良、警醒、变革,向绝对的公平正义接近,却难以完全达到这一目标。回到现实中来,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中国无法形成类似西方那种具有明确分野的多阶层多利益集团的良性博弈和分配格局,而延续自古以来的“平民社会”结构的话,那么,左翼舆论的迅速壮大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但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机器影响力的辐射深度、广度,也在压缩着底层民众自组织的空间,泛“左翼”的组织程度及其在现实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究竟是壮大还是缩小,抑或是表面强化实际弱化,甚至导致表面亦萎缩(如重庆事件以来的舆论生态),则难以预料。因为这需要对当局的意图进行研判,进一步说,则是研判左翼诉求同官方所力求构建的政治秩序及其自身利益的关系。简言之,由于中国底层民众的庞大,人们对平民社会结构而非阶级社会结构的渴求,左翼声浪至少不会较之过去更弱。至于行动层面,由于其组织化程度普遍不高,官方“具体事件具体解决”的维稳措施都将在相当程度上局限其行动范围,使其无法真正上升为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运动。换言之,就现实社会而言,“左翼”的文化意义当远大于其政治和经济意义。

饶是如此,本土左翼的意义却不容抹杀,这从学者金观涛对现代性负面影响担忧的一段描述中可见一斑:

现代性起源于人的解放,知识挣脱信仰和道德至上束缚的牢笼,个人从社会有机体独立出来以申诉追求真理和创造的权利,但思想的死亡也是虚无对现代人的胜利。从此,一个个必定死亡的个体在孤独的黑暗里发问:生命的意义何在?同类的回声即使震耳欲聋,但也无助于克服死亡的恐惧。这将是人类心灵面临的真正的黑暗时代。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面对资本社会,西方人用来平衡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工具是宗教,而中国人的工具则是道德。以马克思主义为渊薮的西方左翼思想恰恰成为了国人用道德主义改造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实境况的有效武器。由此言之,左翼作为一种使大众试图摆脱“人生而自由,却无时无刻不活在枷锁之中”(卢梭)窘境的思潮,至少对个体而言,具有重大的精神价值。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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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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