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危机及出路———从依附理论出发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已经从经济领域蔓延至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总体进展的贡献不可否认，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不平等待遇，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缘化危机的困境。依附理论论证了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境况，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分化
根据依附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被边缘化，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逐渐被推向外围。不仅是经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极大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控制，仍未摆脱依附的关系。
首先，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变成了其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加大的过程。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中心－外围”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的发展状况。世界经济体系由两极构成：一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二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从历史角度看，“中心地区的工业化和外围地区的工业匮乏之间形成几乎绝对的反差，这种反差是中心国家19世纪陆续实现工业化的结果”。〔1〕
在最初发达国家进行产业革命的时期，外围国家还处于尚未工业化的阶段，而此时全球化已经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开始在全球范围蔓延开来，外围国家在不得不参与世界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只得靠农产品和原材料参与其中。而在中心国家发展到一定势力之后，外围国家才开始出现工业化，发达国家对利益的追逐，注定了外围国家迟到的发展要遭受不平等、不公平的境遇，进而决定了两极之间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从世界体系的新形势来看，当代世界体系的特征是“在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心国家和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外围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特点”。〔2〕
曾被归入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工业化进程，快速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形成世界市场中新兴的竞争力。但是“在亚洲、拉丁美洲有新的竞争力的外围国家兴起的工业化进程与全球增长的追求之间，一直没有形成一种能够起到协调作用的经济政治关系”。〔3〕
当前国际分工出现新局面，工业生产开始由老牌工业国转移至新兴工业国，这带动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依然是发达国家构建世界体系的一个环节，新兴国家虽然逐渐成为世界规模的生产工场，而高精尖的技术依然是其所不具备的，因此，这些新兴国家依然无法与发达国家形成实力上真正的抗衡，依然从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另外，世界体系“与非洲的外围国家之间仅仅形成了一种排斥性关系，这一地区根本没有开始竞争性的工业化”。〔4〕这类国家的发展水平则更为落后，更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世界市场战略形成抗衡。
第二，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始终存在。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依赖发达国家提供的已有政治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平息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对社会形态的选择中，“多数都采取了，或被迫而采取由旧殖民主义体系衍生出来的政治形式。
而少数在社会革命或长期解放战争之中诞生的新政权，则多半遵循苏联革命立下的模式。因此，就理论而言，新世界里逐渐充满了无数实行国会制度并实行选举制的共和国度，再加上一小部分由一党制主导的所谓‘人民民主共和国’”。〔5〕
照搬这些在西方国家成功的政治模式，并不适合各国自身的国情，发展中国家自身缺乏足够的物质和政治条件帮助它们真正实现发达国家式的政治理想。虽然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和民主，最终也不过还是发达国家的依附。其次，帝国主义依然盛行。“现在也许出现了第三种帝国主义，在这个阶段，美国追求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一种三叉式的外交策略：只有美国拥有核武器；人权和美国式的选举民主；以及（不那么明显的）限制移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们在这里还可以加上第四种关键的政策：在全球推广自由市场经济。最后这种帝国主义形式只包括美国（和完全依从它的卫星国，如英国），它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通过在各种所谓的危险地区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大多是轰炸）来强化它们的统治。”〔6〕
西方国家以推行民主为借口在全球横行霸道，其实质不过是加强其在全球的控制，捍卫其中心的地位。而国际组织对各国事务的干涉也通常被发达国家的意志所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的话语权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提并论。中心和外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文化帝国主义的力量形成对外围国家文化的排斥和压制。“许多人认为，全球化的真正核心问题是世界文化的标准化，地区流行的或传统的文化形式被逐出或沉默无语。”〔7〕
文化扩张某种程度上是经济扩张的延伸。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在进行经济交流的过程中渗透着文化输出，把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作为普遍真理在全球推广。文化产品作为出口产品之一，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在全球范围流通，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而是更具影响力的文化侵略。以美国为例，“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作出巨大的努力来确保它的影片在国外市场上居支配地位———一般通过将条款写进各种条约和一揽子的援助计划来实现”。〔8〕
这确使纳入美国战略体系的国家在电影产业上处于被动局面。文化帝国主义的盛行，是中心国家全球扩张的战略之一，鉴于文化比政治经济具有更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力，中心国家的文化侵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文化的入侵即是一种对其民族文化的压制和对自身文化的强化，以使各国家文化趋同化，以达到中心国家控制全球的目的。民族国家作为具有统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体，面临着文化入侵的威胁。这种入侵通常以势不可挡的架势无孔不入，外围的民族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以及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主张是否能够起到作用仍有待商榷。
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边缘化危机的原因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加深。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初始就抢占先机，在其后的发展中占据了各方面优势，而外围国家起步晚，发展慢，处处受到发达国家压制，到目前为止，在时间和速度上都没有跑赢发达国家，并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起步晚是导致其陷入边缘化危机的直接原因。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从全球化萌芽的时候即已开始，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非短期造成的。早在20世纪初，欧洲就已经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霸权扩张运动，随着其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出，欧洲成为世界银行和世界工业工场，全球经济变得空前统一，经济上的一体化使全球生产率大幅提高，但这种统一是强制性的，真正得益的是当时的宗主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9〕
全球化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就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倾向于发达国家的。处于外围的国家一开始就没有主动权，被强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慢是导致其陷入边缘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奋起直追的意愿，努力在全球化体系中寻找自己的落脚点，但其发展速度依然不理想。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困境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推行垄断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对垄断力的运用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心国家运用了阿明所说的“五大垄断力”，这些垄断力使中心国家占据有利的条件，形成对外围不公平的优势。这五大垄断力分别是：首先，技术垄断。发达国家优先发展的优势极大地体现在其技术创新的领先上，技术创新的停滞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争夺主动权的瓶颈。发达国家的对外输出并不包括其先进技术的输出，这就导致外围国家只是其加工工厂，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第二，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早已波及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将危机转嫁，通常受危机危害最大的是处于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其国内经济实力欠佳，对危机的抵抗力很弱，极易成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第三，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中心国家的外资公司在全球投资开发自然资源，使中心国家获利颇丰，外围国家获利甚少，并且导致自然资源的外流。中心国家仰仗其拥有的资本对全球自然资源进行的肆意开采，对环境造成了巨大伤害，并且从不因为对环境的破坏而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开采活动，却以各种借口阻止外围国家对资源的开采利用。第四，媒体和通讯垄断。“这不仅导致了文化的整齐划一，而且为新的政治控制手段打开了方便之门。”〔10〕第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某些发达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极力阻止世界上其他后起国家研制和使用这样的武器，否则就对其实施各种制裁以示威胁，而发达国家对这种特权的享有却显得理所当然，无可争议，这种不平等待遇就确保了发达国家的相对安全，以及其对别国构成威胁的能力，为他们在全球范围横行霸道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在国际性事务中发达国家对话语权的垄断，使国际事务的处理通常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进行，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从而造成对发展中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双重伤害。
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无法走出边缘化危机的关键性原因。首先，当前，虽然一超多强的趋势有所减弱，由美国、欧盟和新兴大国三种重要力量形成的三元结构逐渐形成，但一超多强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造成这一衰落的原因不仅仅是美国自身的原因，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相对强盛对比所产生的相对衰落。虽然新兴大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依然无法直接抗衡世界中心大国，尚未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加无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地位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第二，现有的国际制度不足，使得国际性问题的解决缺乏制度参考。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国际制度的建设并未同步发展，制度的缺失在国际关系各领域中依然突出。国际体系中的制度设计旨在解决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国家间的安全问题，而现行制度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明显倾向于发达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在国际制度设计中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并具备操纵制度实行的更强的控制力，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不强，国际影响力微弱，直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设计尤为缺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劣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制度缺失产生的漏洞也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着力点。当前，新兴大国在构建国际制度中逐渐拥有话语权，致力于推进有利于弱势国家的制度建设，但要使发展中国家真正从国际制度的构建中直接受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发展中国家应对边缘化危机的出路
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路径并非唯一，改变边缘化困境的局面还需发展中国家量体裁衣地寻求出路。传统依附理论提倡的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参考，但在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的现今时代，这种解决方案是否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有待探讨。新依附理论提出了更缓和的解决方法，实现自主发展并不一定要与世界体系脱离，在依附中亦可实现发展，发展与依附并存也是一种可取的模式。不管发展中国家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要走出边缘化的危机，首先要正视自身的边缘化困境，然后针对本国的现实情况制定合理的方案。中心的发达国家也应尽到自己的大国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困境，致力于世界的和谐发展。
第一，发展中国家应正视本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当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逃避全球化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应该迎难而上，积极投身全球化进程中，寻找自己在国际上恰当的定位，努力突破全球化对自身发展带来的束缚，转变态度，积极应对。
第二，发展中国家应掌握主动权，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应对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发展方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论是选择继续依附于发达国家还是脱离发达国家的控制，要实现真正的发展，首先都要从本国着手，改变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局面，扩大内需，扩大自身的消费能力。这样，国家才能灵活应对全球化的瞬息万变，无论国际经济形势是否乐观，都有国内市场作为坚实的后盾。其次，要实现独立的发展，还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没有自主创新，无法掌握产品的知识产权，就不会有自主研发的高科技产品去提升市场竞争力，也就无法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实现自主发展。另外，完善金融体系，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最近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为早日脱身将资金大量投资本国经济，造成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缺口，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完善金融体系，壮大金融市场，同时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帮助，而不是将金融危机转嫁至外围国家。
第三，制度建设是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改变国内的体制。这是依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道路选择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完全脱离世界市场体系，完全放弃资本主义，而是为这些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力量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控制。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借鉴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来发展经济，例如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制度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世界各国应致力于构建新的世界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格局。发展中国家应尝试突破不平等不公平的世界体系，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从经济上实现独立发展，政治上结束依附形态，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应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的图景，放弃其霸权利益，探求世界各国协调共赢的发展之路。阿明“建议建立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在这个框架中，通过改善被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参与生产的条件，使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实现协调性的相互依存。这个方案意味着，我们将不再在民族国家的层面———尤其是中小规模的国家层面上———采取行动，而是在区域性的政治经济组织上采取行动，在地区间进行集体协调”。〔11〕
打破旧的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绝非易事，需要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让步和改变。
参考文献：
［1］［2］［3］［4］［10］［11］［埃及］萨米尔·阿明著．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M］．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1、3、2、2、4、91．
［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极端的年代［M］．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520．
［6］［7］［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65－366、366、36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