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阶层结构的僵化与突破
2011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一位政协委员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此语虽招致大量的批评，但人们不得不直面与此言相应的社会现象，即农村孩子即便大学毕业，也难以在城市立足生根，却又回不到农村了。这位政协委员的意见是，优秀的农村孩子不如选择中专、技校，留在农村还可以做“高层次农村人”。
这个说法无疑具有歧视性，可是也有“真话”的属性，它戳破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幻影。近年来高考遭遇了新的危机，一方面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是没有背景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要面临残酷的现实，找工作以及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路径被持续挤压，相当部分沦为“蚁族”。这昭示着高等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途径的功能开始被冻结了，与之相应的是退回到了在极大程度上依靠“纯天然禀赋”即血缘，来进行竞争的局面，而这完全是前现代社会才会有的状态。
新一届政府施政伊始，便对社会流动性问题作出了回应。总理李克强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就承诺：“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
不过，教育只是整个社会分层和纵向流动问题的一个部分。而只有在更长时段的考察中，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今日社会流动问题之本质。
两个不同的视角
相比“有人的地方将有左中右”的论断，“有人的地方就有上中下”恐怕可以得到更多的共鸣，可以说，社会分层是一个恒定的现象。简而言之，社会流动有两个理论上的“极端”，即封闭型社会和开放型社会。
在封闭型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层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层位置，代际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在开放型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后天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身份决定的，贵族生而为贵族，奴隶生而为奴隶。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于打破了这种加之于人的枷锁，它虽然没有消灭等级制度，但使阶层的流动成为可能。
如何认识和描述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主要有两个流派的理论，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
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同的阶级因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而在经济生产领域占据不同的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一概括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阶段全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理论性的认识是总体性的，并不排斥在具体情境下需要做出具体细致的分析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