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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与国家管理

2013-04-19 10:49:00 作者: 宋鲁郑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本文系由宋鲁郑老师在“四月青年大讲堂——走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活动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全文如下:

各位同学晚上好。咱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感觉就像我们政治人才的摇篮,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曾经担任过咱们的校长,所以当我面对大家的时候,我就感觉似乎是在面对中国未来的掌舵人。所以我也十分荣幸能够有机会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在法国的一些感悟和心得。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与国家管理。当然了,一会儿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没有这么枯燥,没有这么宏大。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奇迹和崛起被称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它超过了苏联的解体,也超过了美国的9·11。但是中国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全球化,还有人说你是人口红利,还有说你是土地财政,种种原因很多。我来之前刚看到法国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是一枚定时炸弹。当然它也谈到了我们前三十年成功的原因。其中之一是说因为中国以前太穷了,你的起点太低。我之所以说一下它的观点是让大家知道,还是有这种想法的,在法国有这种想法。

不过我个人认为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这个制度。当然我们可以称它为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我今天给大家讲两个部分。第一,中国制度的特点。或者我们特色民主制度的特点。

我是这样看,因为我们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就是从东西方制度对比的角度

我提出这么一个看法: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有中国儒家文明,这三大文明制度都不同。但是我们看看现状是什么。西方深陷经济危机四五年了,什么时候走出来我们还不知道。阿拉伯社会发生了革命,到现在还在动荡。对比来看只有我们中国还是一枝独秀,至少我们比他们要好得多。那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一个制度要想良好的运作,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它要有稳定性,第二要有灵活性。西方这种制度是换人换党,它有灵活性 但它缺乏稳定性。因为一换党派一换人,政策就会有大的调整。阿拉伯社会不换人也不换党,它有稳定性 但它没有灵活性。只有中国这种定期的换人不换党,才能保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当然了我们今天的制度是在我们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用西方的话叫文化是制度之母,你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

中国几千年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就是科举制。

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是禅让制。我们看今天的中国我们有什么演变。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经扩展到最高领导层,什么意思呢?以前皇权是家族传承,只有下面的人才是全国性选。但我们现在全国性选拔的规则已经适应到最高层,最高层的领导也是从全国选拔出来的。这是一个变化。

权力的更替它一方面有禅让的色彩,另一方面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特点。尧舜禹他都是到最后的时候才把权力交出去,传承下去,但我们现在是任期制。又是一个进步和演变,又是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说叫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差额选举、定期的更替、任职的异地回避。这是我对中国制度做这么一个总结。

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任职的异地回避是对我们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差额选举、定期更替是借鉴了西方,年龄限制是中国的独创。你看西方它是没有这个限制的。全球这么多国家制度都不同,只有中国有年龄限制。这一点大家不要小瞧。因为只有我们中国做到了。

一党领导它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学经济的同学可能都知道这个委托代理风险。可以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而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又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优秀人才。它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这是两个概念。就是西方这种选举民主,第一它无法避免政治人物的平庸化,因为它是全国百姓平均水平下去选出来的。第二不能避免大众的贪欲。差额选举和定期更替可以给我们带来新鲜的血液,更可以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这次十八大,去年十八大开了以后,大家的评价都非常地高。因为它鲜明地回应了西方两个质疑。他说你中国制度也不错,但你有两个缺点,或者你有两个致命性的弱点:第一你可能无法权力的和平交接。你如果说我们十年前不就已经做到了吗?他说你那是唯一的一次,不具有代表性。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你成熟不成熟要看你是否经过两次轮替,只有经过两次轮替的才叫成熟。他说你们只不过是一次和平权力交接,这不足为证据,证据还不充分。但是我们这次已经是第二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

第二个质疑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办法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但是我们看到这次胡主席裸退,非常干净利落。也可以说非常鲜明地回应了西方这两个质疑。

和西方相比我们这个制度第二个特点,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特点,我们是换人不换党。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一个是资本的力量,原来中国是没有私营资本的。资本是个很弱小的一个力量,现在则是资本力量的崛起。再一个是民众的力量的崛起。原来我们也没有公民社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这个社会是三股力量在博弈:政治力量、资本力量还有民众的力量。

那么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它是怎么去解决的呢?它是发展成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实现对政治的控制,而普选它又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结果发展到最后,政治权力它成为弱者了,成为弱势。就是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就是现在西方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当时的格林斯潘他到国会去作证。当时他有这么一个发言:他说是,不错,我很早就知道了次贷危机。但是我能让老百姓没有房子,

我能让银行破产吗?一句话就道破天机。老百姓有选票,财团有资金,他两者是谁都不敢得罪。他明明次贷危机早晚会爆发,但他没有能力去做。

中国传统上政治权力它就是强势,我们就是一个强势政府。但是为了避免权力的不受控制,我们做了两点。第一我们发展出一个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 ,民本主义。再就是天命理论。西方后来发展的是什么呢?是三权分立和制衡。

而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上。其实这点我们如果看一下历史,我觉得这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我们政治文明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我们想想在封建专制的时候,谁会去考虑百姓?你看西方历史,他们根本不管百姓的,你们就是农奴。但为什么中国却能发展出一种民本主义来?现在很多自由派学者就说,你不是选出来的,你就不会为人民着想,你就不会照顾人民的利益。可是我们在封建专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展出民本主义思想了。这是我们一个特例。我们说希腊文明是个特例,因为它没有发展出封建专制,没有走上专制主义。它走向了民主,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特例。可是我们中华文明虽然我们也叫封建专制,但它也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发展出一个民本主义。那就是民为贵,君为轻。你的政权的合法性就建立在你是否为民,人民是否支持你。

当然我们合法性是三重:天的合法性,天子;民的合法性,就是你是否以人为本,民本主义;第三就是传统的合法性。

就是说早在封建那个时代,民本主义就成为我们的政治传统。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就是我们为了避免权力不受制约,第一发展了民本主义,第二我们也有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这里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知道明朝的朱元璋,他是一个专制色彩非常强烈的帝王,开国皇帝,他废掉了宰相,也废掉了都督府,就是行政权和军权独揽。但是有一次,我们知道当时就叫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有一个最低级别的叫巡城御史叫周观政,他在南京巡城的时候,看见几个太监领着一群女乐要进内宫,根据法律是不允许的。他就拦住了。这个太监说我有皇上的诏书。结果周观政坚决不同意他去。没办法太监就向朱元璋去汇报了,朱元璋就这么说的:他说好了,我错了,我取消了,你就回去吧。结果周观政不散伙,他说你必须朱元璋亲自出来跟我讲。朱元璋没办法,就穿上朝服就出来了,给他道歉说对不起我错了,你回去吧。

我们这种政治的独立性发展到今天还是如此。我们看至少在中央这一级,全国这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发言权,决定权。反正在我看来,因为我在法国也生活了很多年,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由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危险性要远远高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是我的一个结论。但是我这个是根据我的实践 ,在法国地观察。

重复一下。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政治的独立性,它是高于资本权力,也高于民众的权力。

第三个特色就是民主协商。政协我就不讲了,我举什么呢?举我们的十二五规划,五年规划。我们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时候,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九个常委专题调研,下至普通百姓都参与的一个民主化进程,也是一个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它容纳了政治领导人,各种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学者,各方英才以及人民大众共同参与的,甚至还包括外方的专业机构。如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整个制定过程它是十一个步骤历时三年。经历了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这种无数个轮回,才制定出这样一个五年规划。这个东西西方它是没法做得到的,因为他们执政就是四年。他哪有可能说我拿出那么大的精力,动员全国的力量,对国情做一个非常彻底的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制定出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来。这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感觉中国这个制度模式,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它已经没有办法去解释了。从权力的产生来讲,我们不是世袭的,也不是任命的,而且还有任期制的存在,我们还有权力的退出机制。这显然不符合西方那种专制的定义。但西方他又不承认我们是民主国家。美国有一位科学史家,也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是无法用旧模式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

我觉得西方现在就出现一个困境。它的理论体系是没有办法来对中国现象进行解释的。

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制度它的特点是什么。如果简单重复一下,东西方对比中,第一我们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当年苏联是不定期的,它是终身制换人不换党。第二我们是政治权力具有最终的发言权。它是有最终拍板权的。第三就是我们的协商民主。当然现在协商民主在西方理论上很热,但是它在实践操作中却是非常的薄弱。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拿出事情来它是全民参与,它顶多就会什么搞一个公投。而公投从实践来看确实是比较荒谬,2005年法国搞了一次公投,《里斯本》条约,就是欧盟的新宪法。其实这个宪法是法国人起草的,是尽可能大的照顾到了法国人的利益。结果法国人就把它给否决了。你问他为什么否决,你看过这部宪法吗?他说我没看过。那你为什么否决?因为我对现政府不满。你搞公投我就对你发泄不满。我就把你否决掉。最后这个事还和中国产生了关系,就是有媒体分析,为什么这个公投被否决了,不是因为我干得不好,是因为你中国起来了,然后把大量的产业都转移到你中国去了。造成我的失业,所以很多蓝领就不满。最终就把错推到中国人身上了。

所以协商式民主在西方,现在有理论,但是据我的观察它没有实践。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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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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