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Janeway:两种创新经济
香港——250年来,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对于创新先锋和创新追随和赶超者来说,创新经济学是大不相同的。
对创新先锋来说,创新经济始于发现,极于投机。从科学研究到新技术的商业应用的认识,进步一直是在试错中实现的。一再改变市场经济的战略性技术——从铁路到互联网——需要网络建设,而在首次建成之前,网络的价值无法为人所知。
结果,前沿创新取决于资金来源,而与经济价值考虑无甚关联;因此,不能把它同最优资源配置问题等量齐观。在解释前沿创新过程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生产函数起到了危险的误导作用。
金融投机一直是且现在仍是资金的必要来源之一。金融泡沫产生于高流动性资产市场存在之处。事实上,投机的目标物远超你的想象:郁金香花球、金矿和银矿、房地产、新国的债务、公司证券,等等。
偶尔,投机的目标物也会是基础技术——运河、铁路、电气化、无线电、汽车、微电子、计算、互联网——金融投机客为此动员的资本规模远远超过了“理性”投资者所能提供的量级。失败是免不了的,但新经济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投机废墟中崛起。
作为投机角色的补充,活跃的国家也在鼓励创新中起着作用。它们在追求政治上合法又超越狭义境计算机的创新中最有效果,比如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疾病防治。
在美国,政府建设了交通运输网络(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大量补贴它们的建设(洲际铁路),或在设计和早期开发中扮演基础性角色(互联网)。全世界的活跃的国家都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并充当着由此产生的新奇产品的早期客户。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1950年开始的25年中,美国国防部将这两个角色合而为一,建设了今天数字经济的基础。
对于作为创新领导者的追随者的国家来说,路径是明确的。保护和补贴的重商主义政策一直是经济活跃国家的有效工具。在美国,第一批盈利纺织厂极大地侵害了英国专利。凶残的创业私营企业背后是大量国家投资、担保和保护性关税,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启发、亨利·克莱(Henry Clay)发扬光大的“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
1841年,被人忽视的伟大德国经济学家、汉密尔顿的门徒弗雷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其著作《国家政治经济制度》(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为其祖国勾画和创新路线图。它被反复使用: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日本、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亚诸小龙,以及现在的中国。
李斯特论证了英国是如何依赖国家政策促进英国工业而在18世纪末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如果英国人把所有东西都留给自己,”他写道,“那么比利时人现在仍在为英国人做衣服,(而)英国现在仍是(汉萨同盟)的大羊圈。”
刺激经济赶超的连贯计划相对来说较为直观。但从追随者转变为创新经济的前沿领导者更具挑战,也更困难。
美国大约在1880—1930年期间完成了这一转型,它将管理专业化与新技术(电气化、汽车和无线电)的投机性尝试以及国家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型产业垄断者(它们将超高利润投入到科学研究中)的容忍结合了起来。二战后,国家安全的创新成为经济活跃国家合法化的理由,这也扩大了美国的领先地位。
东亚经济强国是否能成功完成从追随者到前沿领导者的转型还不得而知。首先,赶超阶段的“国家冠军”必须去面对激烈的竞争。更一般地说,国家的角色必须从执行明确的计划转型为支持试错实验和容忍创业失败。而看似经济进步阶段不可避免的、具有削弱性质的“腐败税”必须得到遏制,就像英国在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做的那样。
战略不确定性时刻就出现在这里。“美国制造”数字经济在私人部门表现出强劲动力。但未来新经济的领袖——低碳经济——是开放的。美国正在承受长达一代人时间的判定国家为非法经济行为人的努力带来的后果。欧洲陷入了它的“扩张性财政紧缩”的矛盾承诺的泥淖。
中国可以完成必须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转型,在见者有份的领导权之争中脱颖而出吗?我认为,回顾200年前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启动时的政治经济学是大有裨益的。
1820年的英国由腐败的寡头政治统治,紧密的联盟与国教体系把持着权力。政治合法性来自于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慌——海峡对岸的可怕事实就在眼前,相去未远。专制、严厉的压迫就是规则:根据刑事判决的“血腥法典”,有100多项罪名可判死刑或流刑。专利制度以昂贵和不可获得而闻名。
英国统治者徒劳地试图遏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能量和金融财富大爆发的发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完成了转型。从1832年改革法案到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以及1853年开始的公务员改革和1867年的人民代表法案——英国开创了独一无二的迈向相对稳定而可持续的民主资本主义之路。
毫无疑问,中国自身的道路别具一格,一如它抵达当前机会时刻的过程。它的道路是否向英国的道路一样具有进步性或许将决定谁会获得全球经济领导权。
本文作者威廉·詹韦(William Janeway)系美国华平投资集团总经理兼高级顾问,剑桥大学经济学客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