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微信收费”的技术、商业、政治、法律逻辑

从去年末到现在，国内三大运营商的高管都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提到微信，称微信所造成的“信令风暴”，严重影响到短信、语音业务的用户体验。一时之间，向微信收费，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微信属于典型的OTT应用，其特点就是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经营基于IP的语音、视频以及数据服务,侵蚀网络运营商的利润。

有人认为，运营商已收过流量费，现在看到微信赚钱了，想再加钱，显然是不对的；也有人认为，信令的确影响了运营商，收费应该。笔者认为，这些结论都过于简单，在当下的中国，微信收费，牵涉到技术、商业、市场、政治的多重逻辑。

从技术上看，运营商对微信的主要指责及收费理由是微信产生的“信令风暴”。所谓信令，是手机和基站之间的一种控制机制，信令负责协调流量、语音的传输，所以，当信令频繁，堵塞信令通道时，即使语音、数据通道是空闲的，也无法传输。一般来说，一定量的信令伴随一定的语音和流量，运营商没有必要对信令单独收费，但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华为的一份资料显示，流媒体、下载类，一小时会产生60M—200M流量，仅产生1-15次信令呼叫；浏览器一小时产生3M流量，产生40次信令呼叫；而QQ、微信为了保持在线状态，会发送“心跳消息”的信令，所以，微信、手机QQ一个小时会产生80次的呼叫信令，但聊天发生的流量仅100K。

巨大的信令冲击，影响网络，同时流量极小，但对短信、语音的侵蚀性却很大。从这个角度，针对微信收费有其合理的一面：信令就像货车，流量就像货物，信令运输着流量。物流业通常是针对重量计费，但是，如果运输海绵，那么，按重量计费方式，物流企业显然要亏钱，所以，在物流行业中，货物的确是按轻货和重货之分，分别按体积和重量计费。

除了技术角度的理由，退一步讲，从商业逻辑来看，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即使针对某一下游企业收费，或者制订了不合理的信令收费，或搞应用认证机制，收取认证费，只要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按合同行事，也是合法的。苹果、亚马逊的上架费也正是如此。甚至，再退一步，站在更极端的角度，运营商针对微信搞后台限制，限制微信占用的流量，直接导致微信用户体验极差，也当属于企业合理的权利范围之内，并不违法。

但是，即使运营商有着强烈的收费意愿，有着技术上的合理性，也属于企业的自主决策，但从更大层面的市场逻辑来看，却是根本不可达成的。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却很难。

首先，网络运营商管道化、收入降低、流量价值下降这三大趋势已是大势所趋。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Skype、微信等OTT业务已经分流全球电信运营商近140亿美元利润。这种来自产业链下游的强势竞争，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下游产品采取了不合理的技术，而是作为上游的网络运营商已到了产业成熟阶段，利润下降是经济规律的体现。再加上手机QQ、微信、微博的出现让手机号码的身份、社交功能弱化，进一步加剧了网络运营商竞争的同质化，导致利润下降。

就中国情况而言，腾讯现在在即时通讯领域一家独大，正如有人说：手机号码会不断变化，但QQ号却相伴终生。所以，腾讯在争执中并非一无所凭。一旦某一家、某两家营运商轻举妄动，率先收费，哪怕是向腾讯而不是向最终用户收费，但当腾讯向未收费的那家倾斜时，哪怕是最简单的“升级更快一些”，也会让未收费的运营商获取很大优势。而当腾讯祭出“微信不要钱”或更严厉的战略性、排他性网络支持策略时，营销人员一句“他们的网络不能用微信”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在用户粘着性上，又有谁敢于和腾讯赌这么一把？

也正是出于这种市场考虑，在对腾讯收费的问题上，三大运营商态度并不一致。中国移动[-0.85%]的态度最强硬，而中国联通[2.23% 资金 研报]和中国电信[-2.05%]的手机用户总量与中国移动差距巨大，如果过度加大对OTT企业的“压榨”，反而减弱他们3G网络较少信令问题，微信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流量收入等优势。

和一般人所认为的不同，三家营运商不断放出收费的风声，非但不意味着他们的强势，反而表现出他们的弱势和小心翼翼：一方面是试探民意，制造舆论，但更大的目的却在于通过放出风声，试探竞争对手建立价格联盟的意愿。不过，这种舆论层面的风声、由于三家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承诺、表态的非正式性，却是不可置信，进而不可执行的。那么，只有三家坐下来，谈好策略，签下合约，成立价格联盟，一致行动，才能建立起对腾讯的强势，才敢放心的对腾讯收费。但是，三家运营商占据了中国整个移动市场，坐下来一起谈市场策略，显然违反了反垄断法。所以，从反垄断法下的市场逻辑出发，即使三家运营商有着强烈的收费或限制意愿，也很难付诸实际行动。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微信收费的第四层逻辑，政治逻辑。2013年2月27日，工信部召开关于OTT业务对电信运营商影响的讨论会议，三大运营商全部出席。3月中，工信部又再次召集三大运营商和相关OTT企业一起，坐下来开内部会议，主要讨论微信业务对运营商网络资源的占用问题。三家运营商在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下，针对一家下游企业搞价格联盟，居然还毫不避讳、光明正大，吊诡的一幕就这么发生了，这难道不是天大的一件咄咄怪事吗？

如果以纯粹的市场逻辑来看，即使行政上级协调下级建立价格联盟，这种联盟本身也是极其脆弱的，在利润、竞争优势的诱惑下，三家公司很容易被分化。但国企自然有国企自身的逻辑，除了对股东负责，国企的高管实际还有着另外一重“体制内”政治身份，在这种身份约束之下，喝茶式的口头承诺就具有相当强的约束力。所以，三家联合起来对腾讯收费，在中国的现实下，并不见得不可实现，而这背后的实质，就不仅仅是行政干预的政治逻辑一举击败了法治下的市场逻辑，在更深层次发挥作用的还有“政商逻辑”。

在这种政商逻辑下，微信对运营商的“破坏性创新”被政府部门缓解了、阻止了。表面上，国企的利润保持了，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创新，进而损害未来的繁荣。

这令笔者想起一桩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陈年旧案。17年前的1997年，也是3月，35岁的陈锥下载了网络电话软件net2-phone，通过调制解调器连到电话上，组成了一个简陋IP电话。在小范围使用并发现商机后，他和弟弟陈彦申请了一部公用电话拨号上网，开始经营长途IP电话业务。再后来，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扣押了他们及设备。此案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兴趣，被媒体称为中国网史第一案。

福州中院接受两兄弟的上诉后，在听取了多位技术专家的意见后判定：IP电话不属电信专营。这意味着法律认定IP电话不属于中国电信的专营范围，打破了多年的垄断。但就在裁决的第二天，当时的信息产业部的一位处长表示：根据信息产业部的相关规定，计算机互联网上暂不开办电话、传真等电信业务，法院裁定“IP电话不属电信专营”无从谈起，经营IP电话就是非法经营”——行政权力成功地狙击了法律，同时，也成功的狙击了创新。可见，唯有严格的法治，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是保持长期创新、繁荣，识别产业最佳途径的唯一正道。

历史的确是在螺旋中上升，但中国的悲哀却是在拐弯处会遇到同一块拦路石。或者可以说，在今天微信的收费与否已然变得不再重要，更值得人们关心的是：《反垄断法》到底是会发挥作用，还是又一次被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