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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与社会?

2013-04-03 13:41:35 作者: 韩毓海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首先有赖于人民能够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个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经研究中心主任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教授在十八大之前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一个有梦想、有乌托邦的国家,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冀的国家,他把这个叫做“目标优势”,而这个优势,是今天的西方社会所没有的。

今天,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的,就是我们正在实践着、开辟着、探索着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当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上的进步人士越来越关心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把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进而把共同富裕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如何使得人民当家作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在国际上,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制订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准则,中国如何主持公道、坚持王道、反对霸道?这代表了世界上要求正义的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愿望,是他们对中国道路的期望。

但是,面对这样的期望,我们要非常谨慎务实,绝不能盲目冒进,而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好的理想只有分步骤、分阶段,尊重现实量力而行,方才可以逐步实现,对今天来说,这就是要把我们的美好理想,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把美好理想落实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的不断创新和探索的基础上。

自由主义的缺陷:国家建设的失败

今天比较流行的观察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当然,这个自由是加引号的。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把个人与共同体(集体)对立起来;同时,它又把国家、政治和共同体理解为负面的、保守的和压迫性的因素,而把社会、经济和个人理解为正面的、积极的、解放和自由的因素。而以这种机械的、割裂的方法来观察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释放个人、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并以此来反抗国家的、政治的和共同体的“专制”与“压迫”的过程。

这种观察方法的明显缺陷,首先在于它不符合中国长期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同时,它也不符合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

中国面向近代化的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一般而言,是从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就开始了的。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列宁和宫崎市定等人,都是这样看中国长期的改革与革命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对立;即是为了增加国家能力、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所以国家才启动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改革,因此,这样的改革也叫“变法”——即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变法为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推动政治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因此,这是一个互相促进、彼此推动的过程,而非一个互相对立的过程。从中国长期历史上看,总是国家为了增加效率和治理能力、为了增强对抗外侮的能力而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而经济改革则又反过来推动了政治效率的不断提高,而无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其共同目标都是增加效率、增加竞争力和能力,以及如何激励和约束管理者。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是如此,今天的改革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也是如此。

而“自由主义”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便在于对于“国家”的简单化的、非历史的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区域发展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本来就存在着非常强大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把各种不同的阶层、地方和民族利益通过国家这个平台结合起来,那不但办不成事,而且还会导致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这是我们长期历史发展的一个深刻经验;所以,国家建设——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也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这种情况也符合例如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列宁说,俄罗斯究竟能否发展,就取决于其国家建设的成败,即能否建设一个革命的、代表各民族和各阶级广大利益的国家平台,也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民主才能有效展开,离开了这样的平台,民主就成为了分裂和动乱,这就是《国家与革命》的主旨。历史证明,列宁的论断是符合俄国实际的、是远见卓识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经验教训来看,国家建设、增加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这是中国政治的长项,不是弱项,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保证,不是中国发展的阻碍。

弗朗西斯·福山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Nation Building》,谈的就是国家建设问题。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这个观点代表了他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其实,我们如果实事求是地去思考,就会发现,当前西方社会所陷入的深刻危机就十分鲜明地表现为“国家的失败”。目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面临破产的危机,日本国债占GDP的比例在200%,美国的比例是100%,欧盟是80%。当前西方经济发展遇到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巨额国债压力下的国家破产、政府破产,而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政府,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才是西方走向衰落的根源所在。

马克思的自由观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将社会主义与自由、将马克思的学说与自由对立起来,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毕生追求自由,他的许多著作,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最为典范的自由理论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无论康德还是马克思,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与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绝不能理解自由,因为所谓自由,并不是指人们为了追求眼前物质利益而达成的契约和共识,同样的,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不能理解什么是自由,因为自由绝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恰恰相反,所谓自由,就是康德所说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使我们能够乃至必须从“他人”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因此,所谓自由,也就是不仅为“我”,而是能够乃至必须为“他人”做些什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就是:“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当作目的”——实际上,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首先取决于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共识称之为自由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共识”不能建立在眼前利益的满足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自我中心论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包容、关怀,建立在从“他人”的立场和视野来思考问题,乃至为他人服务以及做些什么的基础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自我论的角度说,人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就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的、也不是自我中心论的,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得到的。正是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包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就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

这种自由——“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它并不是从经验论和自我中心论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称为一项“命令”,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的,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却并非是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

大家知道,卡尔·马克思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伟大的学者,他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

马克思的社会观

显然,西方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自称为“社会”的领域,但是,马克思却把它看作商品社会异化的产物,他认为这个强大的社会领域是由一系列“中间人”、代理人构成的。因为商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他们作为私人劳动者,彼此之间也是孤立的;在孤立的个人之间,只有通过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才能建立起联系。因此,在商品社会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交换法则的制订者和中介者。

马克思指出:中间人阶层“通过垄断社会交往法则、经济交换法则,实际上支配着”国家与社会,从而成为实际上的管理者——这是现代西方社会统治的特点,即在这个社会里,真正支配着经济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投资和交换法则的制订者(金融业者和证券交易者),真正支配着政治的不是选民,而是代表和议员,真正支配着法律的不是正义,而是律师,真正支配着舆论的不是民意,而是媒体,真正支配着宗教的不是上帝,而是牧师和教会。

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盲目拥趸们不同,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地谈论社会领域,更没有把这个领域视为“价值中立”的,在他看来,“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独占力量,这绝不是民主,而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重大缺陷和陷阱。马克思关注交换价值获得了独立性这个问题,其实是说:这个所谓“价值中立的领域”并不中立,而是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由特殊利益者构成,这是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点。

今天,独占性的“社会领域”在西方还有一个经济学的名称:服务业。当下西方经济-社会危机的一个特点是,随着高福利、高收入、高龄化陷阱,第一产业一派凋敝,而繁荣昌盛的就是“服务业”。于是,伴随着经济危机日益繁荣的,是媒体噱头的空前火爆,不但选举成为媒体战,而且传媒业的发展推动了党派政治的堕落,以至于面对着“财政悬崖”,美国两党还在打嘴仗,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两房按揭破灭了,律师们却大赚其钱,制造业失败了,华尔街则大获全胜,最终是国家和社会都是失败者,只有中间人、代理人阶层获利,

可见,当前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恰恰是由于其社会结构的内在弊端造成的,这里的突出表现就是:一,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二,以“社会”名义出现的“中间人”、代理人阶层的独占。而高国债导致国家破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则是其鲜明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恰恰由于其前提的盲视,无法看到目前危机的真正根源所在,而我们如果被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迷惑,也就会同样看不清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点,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上一切幸福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马克思指出:中间人阶层、价值中立的领域(当然,这个所谓价值中立是加引号的),也就是指议会、代表、垄断金融机构、媒体、律师,他们一方面代表着社会在分工中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始终需要警惕和注意的是:当他们成为一个不代表市民社会生产和交换的领域,而只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代议制、代言制和代表制,也就成为生产和交换的破坏性力量。当现代西方社会忽视了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是个特殊的食利和利益阶层,而听任这个只代表自己利益的中间人阶层不受任何限制的做大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异化了、失衡了,这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问题所在。

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讲:要重建社会和市民社会,而这就需要人民民主——其核心是将简单的代议制、代表制,变成普通劳动者的参与制。马克思说,巴黎公社运动是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发展,因为它有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对巴黎公社是一小步,而对人类历史是一大步——巴黎公社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由一项特权,变成了一项劳动,政治和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劳动,它跟一般社会生产劳动没有区别。

今天在中国,也必须在我们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当中,不断增加普通劳动者——一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的数额,以群众路线和普通劳动者的积极参与,来破除代表制、代议制的僵化,以使我们的代表制度不被权和钱所绑架,不被一个中间人阶层所独占、垄断——这条由马克思和列宁首先提出的民主方略,被十八大报告很郑重地写出来,因此我们说,这个报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同时,我们要汲取西方发展方式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不能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必须保证产业的安全,这就包括按照国家产业发展的规律,对三大产业的比例进行合理的调控。尽管我们国家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也必须注意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特别要防止虚拟经济、服务业过高比重的产生。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人民群众最不满的,除了干部腐败,还有两极分化。说到两极分化,这既包括干部问题,却也不仅仅是干部的问题。今天,证券业者、股市操纵者、不良律师、媒体制造的明星,他们的收入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差别,作为代表和支配着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法则的群体,他们也必须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监督,他们的收入也应该摊在阳光之下,并被更合理的税收调节制度所规范,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民主。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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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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