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标：“大转折时代”的中国与列强

《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别序

拙稿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权威的缺失：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基础上修改而成，现在正式出版更名为《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对书名作这样的改动，反映了个人研习史学的视野取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对北洋时期的历史认识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深化。

当初撰写博士论文时主要考虑的是北洋时期内政与外交是如何互动的，尔后，我进一步认识到，北洋时期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从根本上是受制于当时的国际体系（时称“国际帝国主义”）的，所以探讨此一时期的内政与外交，我们研究思路的背后要有这个国际体系存在的自觉意识。将这项研究的背景明确地设定为“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在此背景下探讨北洋时期内政与外交的之间的关系，是我个人最近几年来的一点主要心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初的历史已经是“国际化”了的历史，如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伟林所言，“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笔者将民初历史放在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背景下予以关照，所强调的也正是此意，这有助于我们不至于孤立地看待民初中国内部发生的历史变化。

在我博士论文完成后的冷却、沉淀并进一步思考时，受到了诸多学术上的有益刺激，对我明确方向、厘清思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动力和支援。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系前辈著名学者朱维铮先生的一席谈话。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2011年春我受系里委托与上海中西书局的朋友一起负责筹办“圆明园劫难记忆——域外文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6月18日会议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召开，朱维铮先生抱病出席。那天先生来得很早，还详细地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先生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指出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有一个怪现象，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同时期的世界史，而研究同时期世界史的学者则不关心同时期的中国近代史，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是世界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先生呼吁，要加强与世界史学者的对话与沟通，唯有此，才能提高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当时，我坐在台下，聆听朱先生的发言，颇受启发。自此以后，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有国际视野这一意识，便牢牢地扎根在脑际。本书的修改，也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尚祈学界先进有以教之。

回首20世纪，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回避民族主义的话题。时至今日，民族主义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但对她的定义就像对“人”的定义一样是艰难的、充满争议的。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体的自然疆界与政治辖区是一致的，①换言之，它要求族体的政权与主权必须合二为一。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始于欧洲，而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就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东方民族主义及民族运动也狂飙突进，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东方。可以说，“在东方世界，整个20世纪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度过的。新东方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对几百年来形成的旧的国际各局进行了最彻底的冲击。”②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中外研究者，几乎无不提到民族主义。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很长时间内，我国几乎不存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上。③尤其是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重申的研究主题。可以说，作为一种诠释历史的工具，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是被用的最广泛的，而且不乏滥用之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者们似乎对民族主义耳熟能详，实际有份量并能够反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运动的学术专著及专题论文，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并不多见。④ 即使一般的论着也未必都建立在充分的研究基础之上。学术界过去偏重于从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视角去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可否认，这样一种“非历史”的研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民族主义。⑤

仅就清末民初的历史而言，今日治民国史者大都注意到，其时内政与外交已经完全打成一片。民初担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的张一麐曾言，“八国联军之后，一切内政无不牵及外交，此定律也，不可逃也”！⑥ 因此，研究清末民初的政治史和外交史，必需将两者结合起来予以考察，才能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面向。当今学人要对民初政治史和外交史研究有所推进，不得不关注民族主义对其造成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动力。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亡终于压倒了启蒙”，以此来完成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余英时就指出：“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 ⑦

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最初是由于他们的亡国危机意识的压力。亡国危机意识是一种民族忧患意识，这固然与中国士人的忧患意识传统有关，但在近代确实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影响有重大关联。其实，民族精英的亡国危机意识不独存在于1920年代，上溯自清末，“亡国论”就已经较为普遍地存在了。但梁启超相信中国文化自有其坚强的生命力，坚信中国不会“亡国”。为此，梁启超撰写了《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⑧以鼓舞士气。1921年1月12日，《申报》主笔杨荫杭曾发表时评《我之党见》，指出：“忧亡国，忧破产，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⑨。 杨荫杭时任《申报》副总编，堪称当时的舆论领袖，因此他对时局的观察，当具有一定代表性。不过，杨氏的“亡国隐忧”更多的还是代表着像他这样的民族精英的亡国忧虑，不能说全国人民心理“都所同”，但民族精英有能力引导公众舆论，这是应该注意的事实。

本书探讨的是中国在1912至1922年间如何突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捍卫国家主权的艰难历程，探寻中国其后参与创建远东国新秩序的历史根源。这段时期的外交，学界常称之为“北洋外交”。从世界范围看，此一时期的“北洋外交”正处于英、法、日等强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⑩包围之中。在这种旧的国际秩序中，列强推行的是“帝国主义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即指1880年代至1920年代前期英、法、德、日等列强所推行的霸权外交，其特征是拓展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增强其母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为原则。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就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的政治口号，到192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共就把“反帝”作为党的革命纲领；?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批判对象，乃至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经典传统。? 言其陌生，是由于“帝国主义”作为近代史上一个长期形成的政治概念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使人们无法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对象进行冷静客观地研究，直至今天，中国学界对“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仍然停留在粗浅的层面，只有少数学者在关注“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的问题，很多基本问题仍亟待探寻。? 有趣的是，当中国大部分学者开始“遗忘”或者“忽略”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问题时，以何伟亚（James L.Hevia）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反而要“重新开启在东亚的欧美帝国主义的研究”，阐明19世纪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并且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带回到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讨论中来。? 中外学者对“帝国主义”问题截然相反的研究旨趣或许与当今中国学者仍未走出帝国主义的历史阴影有关，这也印证了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多年前所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

北洋外交属于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下，一个较短的时段，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台湾与日本，都出现许多与本课题相关的北洋外交研究新成果。研究群体逐渐成形，在研究水平、范式及档案资料利用等多项学术要求上，都有所提升。

台湾学者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獻出版社，2010）是研究北洋外交的最新力作。还有应俊豪的《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1），探讨公众舆论对北洋外交的影响。总的看，台湾学者对北洋外交研究，注重档案资料利用，多侧重政府外交层面的研究，从而相应的忽略了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的复杂互动关系。日本学者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一书，从国际、国内、中央与地方等多层次，探讨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欧美学界与北洋外交相关的研究比较少，值得注意的有zhangyongji，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2(Macmillan,London,1991)，以及XuGuoqi，China and The Great War（Cambridge,2005）?，皆从中国的国际化角度，探讨北洋外交的新变化。

近年来，大陆学者对北洋外交研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风貌，学术态度更加严谨。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论着，有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等。另外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及《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两书汇集了国内外研究北洋外交的新近成果，集中反映了北洋外交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中一个新趋向就是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研究成为北洋外交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有关国民外交运动研究的论文很多，兹不赘叙。惟相关专著，颇值一提，如印少云《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贾中福《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以及周斌《舆论、运动与外交》（学苑出版社，2010）等等。仅就上述国民外交运动研究专著而言，周斌的《舆论、运动与外交》一书，从公众舆论和社会团体所从事的实际活动入手，长时段地考察论1920年代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地概况及其与政府外交地互动关系，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颇具参考价值。

纵览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关北洋外交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日益细腻与多元化，研究对象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外交，非政府外交团体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尽管如此，学术界对北洋政府与国民外交团体、报界、社会精英等在重大外交问题上产生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关于中国如何突破帝国主义外交体系的束缚，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帝国主义外交的反应，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针对以往北洋外交史研究侧重于政府外交层面，忽略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社会精英等影响政府外交的非政府因素之情况，本书在关注北洋政府对外交事务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将把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国民外交团体、社会精英、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重点探讨从1914年一战爆发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在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瓦解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公众在涉外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及其引发的朝野各种政治集团的互动。一言以蔽之，本书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与内政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放置在1910至1920年代前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国际格局下，予以系统的考察。并以此为视角，尝试对北洋时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提出一个全面的诠释。既注重从“国际秩序变迁”的外部视角考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关系，又兼顾从中国内部的视角考察北洋时期的中国对帝国主义外交体系作出何种反应。

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个关键阶段，而且这阶段的中国外交又与全球国际秩序的变革紧密相连。在此阶段，北京政府于1917年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以及1921年华盛顿会议，直接参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从而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具有显着的“民族危机”特征，外交与内政紧密交错，重大外交事件时常引发大规模的民族抗议运动，而且运动规模不断升级。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危机”都引起朝野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甚至引发政局的动荡。19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与北洋政府时期内政外交的双重危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评判北洋时期的外交危机如何引发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实现朝野各种政治力量的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国际旧秩序，又如何为1920年代后期远东国际新秩序的重建打下历史的根基。这些皆是本书重点考察的问题。

具体言之，本书第一章探讨民族主义如何通过民初报界得以广泛地传播，民初北京政府如何利用民族主义为其外交政策服务，以及北京政府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有意识地制订国际宣传政策，藉以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章，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国内部各个政治派系对于参战与否的复杂态度，藉此探讨中国内部政治派系当面临国家利益与派系利益的冲突时，所面临的矛盾困境及其两难选择。

第三章，探讨五四学生界作为一支富有朝气的民族主义新力量在1910年代后期的形成过程，探讨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意识、国民身份意识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关联。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京政府的可控范围。结果，当局者往往无法控制那些具有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界面临国民身份意识与学生身份意识的认同困惑，社会舆论对学生的身份资格也发生各种争论，客观上促使了学生界的思想分化。

第四章，探讨在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简称鲁案）成为一个“悬案”之后，中国朝野各方就是否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所产生的不同认识，中国民族精英出于对山东主权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日本霸权外交（或称“帝国主义外交”）的不信任，强烈反对中日交涉。在此背景下，鲁案直接交涉谣传引起了中国民族精英的强烈担忧，并进而形成了一场持久的反对鲁案直接交涉运动。

第五章，探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民族运动如何以“国民外交运动”的方式出现，以及在这种政治运动的背后所蕴藏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内幕，即北京政府内部府院之争、在野派系的倒阁运动，南北之争以及直系与奉系为角逐中央政权所进行的权斗。这场民族运动有两个政治目标：外争主权，内求统一。在主权问题上，北方主张“修约”，南方主张“废约”，其实修中有废，废中有修，双方的民族主义立场没有本质差异。但在政权问题上，南北两方彼此都想统一对方，而在政治竞争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此时已见端倪。

第六章，讲述华盛顿会议上列强有关“国际共管”中国谣言传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各界精英造成了一种“亡国阴影”。在这种亡国阴影的笼罩下，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因“倒闭谣言”而发生挤兑风潮。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催逼下，中国各界民族精英为了防止列强藉口中国经济危机而实现国际共管中国，展开了一场有效的“辟谣”行动，以达到拯救中交两行的目的。

第七章，讲述中国城市资产阶级的民族精英代表余日章与蒋梦麟在民族资本家穆藕初、江苏省教育会、上海总商会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的支持下，作为“国民外交代表”自行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破天荒之壮举。余日章与蒋梦麟都曾在美国接受过一流的高等教育，他们对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有着更直接、更现实的体验。他们对华盛顿体系的反思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对西方国际体系的认知水平。

结语，指出1912年到1922年，是西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走向崩溃和瓦解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内部在政治、外交、社会、思想等领域发生巨大裂变的十年。中国在1917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后又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创建。一战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仍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外交”烙印。以英、法、日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战后国际会议上推行的霸权外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精英的民族感情。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0年的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运动，1921年的国民外交运动都是中国人勇于对帝国主义外交“说不”的民族自决运动。这一时期的民族运动目标可归结为“外争国权，内求统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二梁”（梁启超与梁士诒）为首的研究系和旧交通系对1919年至1922年的民族运动的持续开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系和旧交通系发起国民外交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国权，还有争夺政权的意图。北京政府希望民族主义运动能成为单纯的政府外交“后盾”，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广州政府则利用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指责北京政府“卖国”。简言之，此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有两个趋向：一是促使国内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化；二是把帝国主义外交的“罪恶”与残暴的军阀统治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旧秩序”整体一并摧毁。

如果从我2002年开始攻读研究生学位以来，迄今已十余载。在拙稿问世之际，笔者此刻的心情格外激动。回首往昔求学的艰难经历，手持眼前的拙稿，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物欲横流的今日，作为一介清贫的布衣，既要面对生活的压力，又要潜心治学，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人”，无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有时常想，治学犹如治心，心不定，学难成。《金刚经》有言：“云何降伏其心？”追寻自己的道路，就在自己的心。在人生路上修行自己的心灵，路随心安。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有一个座右铭：“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①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asil Blackwell, Oxford,1983,p.1.

② 具体的说，东方民族主义是由若干政治理论体系构成的，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尼赫鲁主义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主义，等等。详见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引自[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代序言，第17页。

③ 详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代序言，第23页。

④已有的民族主义研究多偏重于思想史。如章开沅：《“排满”与民族运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李润苍：《试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等等。

⑤ 详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⑥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⑦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⑧ 沧江：《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国风报》，宣统三年第5号，第1－14页。

⑨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⑩  何谓帝国主义？根据牛津字典的诠释，帝国主义就是指推进帝国的利益。参见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Oxford Universiht Press,1973,vol.1, p.1030. 至于“帝国主义侵略”，按照17世纪以来西方的重商主义者，以及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历史学者和社会评论者的定义，帝国主义侵略是指外国资本家从贫穷国家榨取经济财富，转供帝国主义母国适用的过程。参见[美]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樊书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20－326页；Cohen, Paul 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 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93-94。关于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相关论述，可参阅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 Atheneum, 1969.

11 汤志钧主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43页。

12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太平洋书店，1928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三联书店，1949年；卿汝楫：《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2年；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等。

13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尝言：“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则世人直斥其非者多，而深切了解其堂奥者少”。参见黄宇和：《帝国主义新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22页；罗志田则指出：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认知的进程其实相当复杂，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人曾视帝国主义渭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有一种既憎恨又向往的态度。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92页。

14美国老辈学者也曾非常关注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问题，其早期论著可参阅：Landes, David S. “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a History，Vol.21, No.4,(December 1961),pp.496-512.Nathan,Andrew J. “Imperialism’s Effects on Chin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na Scholars,Vol.4,No.4(December 1972), pp.3-8;  Esherick ,Joseph, “ Harvard on China: 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na Scholars,Vol.4,No.4(December 1972), pp.9-16;[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15页。

15Nathan,Andrew J. “Imperialism’s Effects on Chin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na Scholars,Vol.4,No.4(December 1972), pp.3-8.

16徐著中文版，参见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