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
世纪之交，英国著名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出版了两部专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由于麦氏曾担任巴西、希腊、巴基斯坦和加纳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对世界各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因素”做过“经济史的计量分析和国际比较”，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1]因此，其统计史著作有相当的权威性，使当代经济史研究又多了两部重要的参考数据。在经济史界，中西方古代经济比较一直是热门课题。中国史学界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大约1500年以前，“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中国古代经济水平是高于西欧的；西欧的发展超越中国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无论如何不会早于1500年即西欧开始发生社会转型之际；在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传统农业一直占据着比较上的优势。[2]但是，从麦迪森的“千年统计”看来，这个看法似乎要被打破。因为麦氏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1500年之前，即大约1300年左右，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中国。
一、中国的人口密度曾长期低于西欧
关于中世纪时期中西方的经济水平，国内经济史界流行这样一种逻辑：中国古代经济水平高于西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小农经济实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西欧庄园经济则盛行农牧结合的“粗放式”经营。因此，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高于西欧；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行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又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大于西欧。但是，麦迪森的千年统计显示，直到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人口的密度是小于西欧的。详见下表。
麦迪森的统计提供了5家数据，[3]应该有很大的权威性。5家数字对公元1000年以前的世界人口统计出入较大，其中麦克伊夫迪和琼斯的数据相差近一半，说明对这个时期的人口估测很难做到可靠。但是，对公元1000年以后世界人口分布，5家估测已相当靠近，说明其可信度已经比较高，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大体情况是：公元1000年，亚洲有1.5至1.8亿人，欧洲有0.4亿人；1500年，亚洲人口增加到2.3亿，最多不超过3亿人，欧洲人口增加到0.8亿人；1700年，亚洲人15超过4亿，欧洲人口在1亿到1.3亿之间。从对比情况看，公元1700年以前，亚洲人口大致是欧洲的3倍。
但是，从面积上比较，以乌拉尔山为界，亚洲版图4400万平方千米，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千米，亚洲是欧洲的4倍大小。面积与人口对比小于1，说明历史上亚洲的人口密度低于欧洲。
直接把中国的人口与西欧进行比较，[4]我们看到，类似于欧亚大陆整体的人口分布情况同样在两者之间出现。见麦迪森的下表统计。
从统计结果看，直到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人口大约是西欧人口的2倍。但是用面积做比较，西欧12国的总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今天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两者人口密度似乎差不多。但是，历史上，中国唐朝和元、明、清三朝的实际面积都远远大于今日中国的领土范围，也就是多于大约1000万平方千米。因此，中国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低于西欧的。
麦迪森对历史上中国与西欧的人口增长率也有一个“千年统计”，这个统计再次说明中
从统计看，公元元年至150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4％0，西欧是660；从公元1500至170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提高到15％o，而西欧则达到了18％o。因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不及西欧。
依据上述统计，可以断定，在公元1700年以前，或者说在整个西欧中世纪时期，西欧在人15方面并不拥有比中国更“宽松”的环境。从这一点来看，历史上，中国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可能与人口因素无关，更重要的原因只能从社会构建中去寻找。比如说中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小农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分配的土地适合小农进行“精耕细作”；而西欧是相对分散的贵族社会，即领主社会，在西欧许多地区，领主庄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而庄园是一个大地产，不是小农所有的定额份地，适合进行农牧结合的粗放式经营。总之，人口因素不能说明中国会采用似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
到了公元1700年前后，过多的人口群又变成了中国突然趋向落后的“拖挂和累赘”。中国人15在1700年之后出现了“急速增长”。据麦迪森统计，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人口总数由1.4亿人猛增到3.8亿人，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00％。这种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业化”给西欧带来的人15增长。西欧人15在1700年至1820年间，人121总数只是从大约0.8亿人增加到1.3亿人左右，增长率不足100％。[5]中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哥伦布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500年前后，欧洲人打通了“东方航线”和“西方航线”，建立了环球贸易圈。葡萄牙人从里斯本出发，向东绕道非洲、穿越印度洋和中国“南洋”，可以到达中国的澳门；西班牙人从马德里出发，向西越过大西洋、美洲和太平洋，可以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美洲“被发现”以后，这些西方早期殖民者将美洲的耐旱农作物主要是玉米、甘薯和马铃薯利用贸易圈引种到中国。中国的山坡、山地和山区等旱地地区得到广泛开垦，中华民族由过去的“河谷、平原民族”变成了“山地、丘陵民族”，因此人口增长率在短期内迅速上升。[6]此外，雍正皇帝改变传统的赋税政策，把过去的人丁税纳入田亩征收，即“摊丁人亩”，因为“多生人丁不纳税”，老百姓对多生孩子不再顾忌。
到1700年以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中国出现“精耕细作”的高效农业实际上与人口数量群的关系不大。而且，麦迪森的进一步统计显示，“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未必使中国人一定比西欧人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