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模式，一种新的民主？（全文）（7）

四、西方的制度为什么不适合中国?

第一，中国的政改必须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爱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10)。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槙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而一旦社会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必是国家分裂、大乱和民不聊生之时。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所以中国未来的政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个政治传统。中国能够引入选举、建立国会，也可以实行集体领导包括党内民主，但前提是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中国政改的出发点、关键和核心。

而西方文明从诞生初期就存在着皇权和教权的两元博弈，并最终产生其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度。

第二，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七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不仅如此，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德国透明国际腐败排名：印尼110位、菲律宾134位。中国是72位），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11）。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 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显然，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做为政改的方向，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像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实现的，而在今天一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情况下，这样转型的后果则是中国远远的被世界抛于身后。

第三，从现实看，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的时候，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挑战。前者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后者则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英国对爱尔兰共和军、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除加拿大一直是和平对抗的方式外，其他各个国家都是依靠武力维持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