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从两会看农民工的“政治崛起”

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一场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的记者会，邀请六位农民工代表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记者会的重要性，以为六个来自基层一线的农民工代表受自身素质所限，又没有参政议政经验，不可能谈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确实，从六个人的发言来看，他们不像官员或民主党派那样妙趣横生，博人眼球，但在我看来，这场记者会的重要性要超出两会安排的其他许多记者会，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有政治意义。换言之，人们不必在乎六位农民工代表说了什么，记者会召开的本身就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即农民工阶层已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本届人大，农民工的政治待遇相比十一届全国人大，有了大幅跃升。记者会的召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农民工人大代表从上届的3个增加到本届的30个。 

在中国，人大代表首先是一种政治荣誉，这种政治荣誉不但是个人的，更是他身后所代表的那个群体或行业的。以此来看，农民工成为人大代表，表明国家已经正式认可并肯定农民工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放松，一大批农民走出农村，向城市流动，这种自发形成的人口转移早期在国家的政策话语体系里，还被称为“盲流”，是各级政府驱赶的对象，但随着转移人口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他们是经济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在称呼上变成“农民工”了。如今，农民工早已超越城市工人，成为中国工人队伍的主力，然而在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上，农民工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工人阶层，与后者看齐。 

这里有着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政府部门还没有意识到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已经形成，并在中国社会以阶层面貌出现，发出自己的阶层诉求。社会学判断一个群体是否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大体有三类标准：一类是客观标准或客观分层，即是否具有相近或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一类是主观标准或主观分层，亦即是否具有相同的阶层意识和认同；还一类是阶层行动。从以上三个标准来看，农民工群体都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他们还未能达到城镇工人的阶层地位，但又是工人，而不再是农业劳动者，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回到农村。与此同时，他们的阶层意识正在形成，特别是他们有着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慢慢认识到阶层的存在，认识到集体的一致性等。例如，上述六个农民工代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现出了鲜明的阶层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要为农民工群体说话。 

认识到农民工的新阶层特点，非常重要。假如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在社会崛起并共同行动，而人们还无视其存在，就会导致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虽然农民工作为整体，有着和其他阶层不一样的显著特征和共同境遇，但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有着明显的代际分野，第二代农民工已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认同农村，安于现状，他们对自身处境和社会不平的感受更脆弱，对改善命运和权利的要求更强烈，这导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或平等诉求。目前农民工的主体就是这些具有抗争意识的二代移民。 

幸运的是，农民工二代的诉讼和抗争还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未发展到政治层面。因为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从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工人阶层的流动是一种向上流动，因而其不满主要还在于其经济收益，而非其社会地位。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认识到他们的阶层诉求是什么，出台政策措施，促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工人阶层中，以使社会达成更好的整合。假如在他们趋阶层化的过程中，政府从政策和体制上将其固化，使他们作为新阶层不能与原先的工人阶层融为一体，就会衍生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因素，从而使中国社会整合变得复杂和困难，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所以，应从阶层角度来看待农民工这支政治力量的崛起及其诉求，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赋予其一定的政治地位，以最终实现他们和城市工人阶层的无缝对接，避免其无序爆发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政府除了明确宣布他们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外，还须在国家的政策和体制里给他们相应的政治地位的安排。从目前来看，人大代表是一种较好的政治地位的安排。因为人大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构，人大代表不但作为自己所属群体的代言人而存在，它更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如果2亿多农民工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议政平台上有自己的人大代表，就能够使其阶层诉求和利益在国家的政策中得到更好反映。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要使农民工阶层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政策更多地反映农民工的意志，还须增加农民工的代表人数。毕竟在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只有区区30个代表，即便不考虑其参政能力，要为2亿多农民工代言，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政府还需要继续努力，为农民工参政创造更好条件。 

原题：农民工的政治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