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观点 / 环球视野 / 正文

哥斯达黎加学者:中国人会拿来,但不会照搬

2013-03-13 13:11:18 作者: 帕德里夏·霍尔科梅耶尔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人了解哪些是他们希望拿来的西方有价值的要点,但不要以为他们会在制度和方式上照搬西方200年前的做法。现在已经时过境迁。”

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崛起已经在海外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我曾经好奇极了,想知道在所有的这些经济增长背后有什么”,帕德里夏·罗德里格斯·霍尔科梅耶尔(以下简称 PRH)回忆道。这位哥斯达黎加大学政治学院的研究员来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的所在地参加她的著作《超越政治的刻板》的推介活动。她曾在哈佛大学读过研究生,并参与了2007年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在中国的设立工作。从那时起,她开始深入了解为何中国的政治体系会带来国家的振兴。

《今日中国》:《超越政治的刻板》是一个吸引人的题目。您感觉海外对中国政治主要的刻板印象是什么呢?

PRH:这种印象一般会认为中国是一种垂直的政治制度,由一个列宁风格的政党领导,其中决策都是自上而下,所有人都要服从。而他们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给中国开的药方就是西方的民主。但我的建议是,以一种更加中国,而不是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制度,不要总认为西方的制度是高高在上的。我希望了解的是在政治文化领域里有些什么在巨大的经济发展背后发挥作用。

《今日中国》:在拉美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更多的与经济有关。而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崛起,或者说,在中国的复兴中起到了什么重要作用呢?

PRH:在两者之间肯定有内在的联系。难以想象一个国家获得了巨大发展而政治上是垂直隶属的体制。我的想法是,了解中国政治体制中什么是可以让西方学习的,而不只只是让西方批评的。

《今日中国》:几个星期前,西班牙报纸《国家报》报道说,巴西总统罗塞夫准备学习中国的五年发展计划制定经济计划。这是不是说我们正在意识到需要学习这种长远的眼光。您作何感想呢?

PRH:我以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制定方式几乎不允许长远打算的存在。确切地说,更多的是选举的利益在其中运作,因此,让一个西方国家从一个国家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中得到学习,以便确定目标是很难的事情。长远的考虑问题是我们应当开始实施的。而因此我们也需要重新自我规划,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习惯于短视的思维。巴西看到了中国制度中的优势让我感觉很棒。考虑得稍微长远一些已经是必要的了。

《今日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举例说,“计划性”一词在拉美政策中几乎是被禁止的,因为被认为是集权政体的特色。

PRH:首先我们应当理解计划性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它的。中国人并不认为实现目标的方式是唯一的,或者说在计划中要事先确定单一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的行为方式是非常实际的,要通过实验和错误来验证。就像俗语所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是曲折的,要经历几许崎岖,很多时候更是要进两步退一步。应当以决策树的方式来看待未来,现实是随时变化的,要总是根据对现实的观察来确定下面要走的道路。一个国家的制度发展离不开它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不能把中国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因为后者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今日中国》:那么,在意识到其政治制度中的政权交替现象后,什么道路是拉美国家可以选择的呢?而在制定国家计划方面已经可以看到某些努力,如秘鲁和墨西哥已经分别于2002和2012年开始起步。这样的发展趋势可以减少缺乏长远决策的弊端吗?

PRH:这取决于谁来制定决策和如何制定决策。一项长远的决策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学习中国人的top down- bottom up 理论(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这完全是一个反馈机制,重要的是要对此加以警觉。我们的政治制度应当找到一种方式,让治理国家成为一种学习的过程。但有时政党间的争斗会让这种学习失败,不会有任何效果。只会是一方上台后,把对方的政策全盘推翻。我们的选举也已经变成了谎言秀场,甚至我们对此竟已经习以为常。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反省的错误。

《今日中国》:在海外谈起中国,很多时候要触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多少是意识形态化的呢?

PRH: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是意识形态化,不如说西方的意识形态化更严重一些。举个例子,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相左的观点时,会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像我们看到的对于奥巴马来而言就fiscal cliff (财政悬崖)的问题下决定是如何困难。

尽管中国人的长期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经济稳定发展,大多数人民生活小康的社会——这也许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但对当下的问题却不会以意识形态来解决。或者就像邓小平所说,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思维,要开始从事实本身来思考。中国人是极为实际而且被儒家文化赋予了善于达成共识的能力。

《今日中国》:“求同存异”这一儒家观点不仅有趣,而且让我们联想到“一国两制”的理念。就像您在推介会上自己提出的,为什么差异没有使中国的政治制度陷入瘫痪呢?

PRH:我引用的是布鲁斯金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著名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观点,他认为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中国地方主义和各地的地方自治会造成国家的分裂状态和整个国家的瘫痪。但我们说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而是孔夫子的,是完美地在统一中让差异共存的逻辑。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他的民主集中制像粘合剂一样让中国保持统一。可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千制”。两个地理上非常接近的城市可以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状态,而另一个是自由贸易主义的(Manchesterism ),而两者可以和平共存。

讽刺的是,我们在西方看到的却是对制度多样性的一种抵制。西方从来认为他的政治制度已经完美收官,没有什么是需要再去学习的,而全世界都应该效仿这种完美的制度,也就是所谓的西方多党民主制。但是一些国家通过完全不同的制度来达到民主的进步也是可能的。在向其他国家指出应当如何建立政治制度时,西方应当不再那么傲慢。

《今日中国》:尽管傲慢,但在西方也曾经涌现出很多重要的主张,是几个世纪批判思想的产物,如民权思想、权力分立和女权主义。而妇女们已经在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国家里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角色。中国是否可以向西方民主有所学习呢?

PRH:当然。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学习的意愿。而孔子被认为是智者也是因为他的好学态度。除了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中国远离了西方从而错失了工业革命,中国一直希望向西方学习。但中国人也说,“我们会拿来,但不会全盘接受”。毫无疑问,中国人了解哪些是他们希望拿来的西方有价值的要点,但不要以为他们会在制度和方式上照搬西方200年前的做法。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今日中国杂志社供稿 记者/麦高 摄影/董宁)

中国政治 意识形态 哥斯达黎加 帕德里夏·罗德里格斯·霍尔科梅耶尔

责任编辑:李卫公
来源: 观点中国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