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城市管理，应该让主人说话
一组广州城管暴力执法，罔顾受惊、哭泣的小孩的图片再度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毫无疑问，即使卖水果的母亲有行为不当之处，但在执法过程中不回避幼小的未成年人既违法也冷血。现在，广州城管回应，当事城管队员已停职处理，但讨论却值得深入。
随着经济发展，对市容要求的升级，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由于城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暴力执法经常见诸报端。一边是强大的行政机构，人多势众；一边是弱小的摊贩，势单力薄，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幅对立的画面暗合当下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某种意象与情绪，于是，悲苦的画面不但激发了大众的恻隐之心，更激发出强烈的愤恨情绪。
不过，感情虽然慷慨激昂，但往往也遮蔽理智。摊贩都是底层群体，他们摆摊设点、沿街叫卖不但为城市居民提供便利，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导致诸多问题：市容脏乱，堵塞道路，食品安全、假冒伪劣……这些问题的无可避免性源于摊贩行为的经济本质，即对生产要素的免费获取和负外部性的转移：他们经营所需并不仅是一个摆摊空间，而是免费的获取蕴含在人流量中的购买力，且不承担其经营行为的负外部性，从而获取更高利润。所以，如果没有管制，即使对于没有环境污染的地摊，摊贩对人流量的谋取亦会变成“公地悲剧”：小贩均会来抢占这个资源，直到把这个资源耗尽，或者让行人承担负的外部性。地铁通道中摊贩会多到只给行人留下狭小空间；地铁口行人不得不在摩托车和三轮车中穿行；在马路中的兜售降低车速都是典型例子。而从另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济本质也说明了，为什么划定专门区域供摊贩使用是无效的。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空间，而是行人流量。
人们忽略了的是：他们觉得摊贩并未妨碍他们生活、反而能提供便利，正是管制的结果。城管提高了商贩的风险，减少了其数量，减小了他们行为的负外部性，从而凸显了便利。当这种管制不复存在之后，人们就会觉得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小区楼里神出鬼没的收废品的，门外随处可见的菜叶和果皮，喧哗的叫卖喇叭，充满化学添加剂的黑暗料理。这又会让意见领袖们大声疾呼：这个社会怎么了，政府监管哪去了？所以，在微博上一味做出道德煽情的人，其偏颇言论虽可吸引赞誉，但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徒增戾气。
如果真实接触过摆摊的、卖菜的、走街串巷的，就会知道在，在这里温良恭顺、老实厚道，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一种幻象。当中产阶级都以暴力应对房产跌价，当文人以暴力对待观点分歧时，要求小贩和城管相敬如宾，不但幼稚更需反求诸己。当然这不等于暴力执法可以放纵，除了事后的严厉处罚外以约束外，在事前对城管队员进行性格、心理的挑选也当属必要——据此次事件的傍观者称，暴力也是在一言不合之后突然爆发的。
从更深层次的宏观角度来讲，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根源首先在于：城市秩序、城容是谁的？实际上，城管只是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而他们工作目标却是城市管理者制定的，这正如有不少城市为了追求所谓国际化大都市，试图禁止在阳台上晾晒衣服，这必然会导致城管和居民的矛盾更加激化。那么，问题就回到，归根到底，城市是谁的城市？城市的主人想要什么样的城市秩序？如果整体性的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无意义，反而造成主人的虚置。而且以现在城市之大，功能区之多，一刀切的方式显然已经落后。核心商业区不欢迎卖西瓜的，但居民区却非常喜欢；高档别墅区不喜欢修鞋的，但老人居多的小区却希望有个鞋匠长期驻留。所以，在更大程度上，城管更多的应该是不同人群对市容诉求的被动执行者。决定何种市容的权力，应该更多的交到具体的市民手上。
在社会自治的长期发展中，欧美居民形成了对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表达和实行政治选择的权力。在这个框架下，居民、摊贩可以在一个框架内主张各自的权益。虽然对于目前中国，这并不现实。但近年来城市的小区化、社区化却为这个框架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居民小区，小区中的道路，甚至写字楼的附属区域，其秩序的决定权可交给其相应的产权人或租用人。有了更具体化的产权所有人形象，出于“这个地方属于别人，是私地而非公地”的观念，商贩更倾向于服从，比如商贩很容易接受门卫不准进入小区的要求。同时，商贩摆摊的外部性对具体人的利益损害也容易通过他们对城管的具体诉求来测度。即使对于公共属性强的闹市区、公共商务区、主干道的执法，在更多的时候也应该有具体的利益诉求人，当执法行为背后有了具体市民的诉求，摊贩的道德优势就会减弱。反观现在，实质上是“市容干我何事”与被图片激起的情感之间的较量，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实际上，如果没有市民的具体投诉，则表明市民对此并无反感。主人不反感，愿意宽容，那就无伤大雅，公权无需越俎代庖去认定市容应该如何，进而强制执法——毕竟，市容是市民的。不过，“市容是市民的”，短短六个字，却有着非常沉重的政治涵义，与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又有着遥远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看，为什么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者会恶名远飘海外，就不难解释。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而庙堂之高的政治也终将变为幼儿的哭泣，城管与小贩的搏杀，就反映出更沉重的政治现实，甚至预言出更糟糕的将来——实际上，这难道不是已发生过的事实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