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傅莹的自信源于中国制度优势

三月，初春时分。然而西方却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美国由于两党无法妥协，一再推迟的大小“财政悬崖”终于来临：3月1日，不得不“自动减赤”，70多万人将失业，影响波及军事训练、社会福利。意大利选举后却陷入僵局，何时建立政府遥遥无期。日本则在梅开二度的安倍带领下，大搞日本版的量化宽松，货币战再度打响。

此时的中国却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两会，世界自此进入中国时间。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自信的声称：“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我们有13亿人民，13亿人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傅莹在答记者问时柔中带刚，表达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她进而质问道：“一些发达国家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

傅莹的自信与质问，都离不开东西方两种制度的表现。或者坦率的讲，中国制度的优势正日益凸显。

应该说，中国的制度优势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2012年是全球少见的大选年，东西方都出现了新才更替或者换届，这确实也是少见的直观对比。

和西方这种全民普选式民主相比，中国的制度优势一是没有西方常出现的宪政空窗期。

西方产生新领导人到就职开始治理国家，美国是近两个月，韩国近三个月，台湾则长达四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则经常由于选票过于接近而延期组阁或者长时间无法组阁。比如德国2005年第十六届联邦议会选举，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组成默克尔新一届内阁。而比利时则打破世界纪录长期一年无法组成政府。最新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什么时候能组成政府以及是否重新大选，都不得而知。而中国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人就可以立即着手施政。

二是西方的新领导人产生后，往往还有短则数月长则一年的学习期、适应期。但反观中国，中共18大换届后，新领导集体立即全面上位，高效而且有针对性的施政。这除了丰富的基层历练，也和五年前主要领导就进入常委历练、掌握全面情况密不可分。

第三东西方人才产生机制不同，其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拨，候选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和实际工作的考验，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西方，选举是唯一的方式。但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 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

于是，在西方就经常出现如下现象：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公开承诺第一任期将把美国的债务减少一半。即从十万亿美元减少至五万亿美元。结果四年下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增至15万亿。他连任时，美国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财政悬崖，最终还是由于谈判失败而于3月1日不得不自动减赤，导致至少70万人失业，从军事到民用都受到影响。法国总统奥朗德2013年元旦做了四项承诺：经济增长0.8%、减少失业、绝不增税、赤字达标。结果才两个月刚过，就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能够做到。

第四，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

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第五，和西方相比，中国特色民主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比如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是二战后唯一不是民选的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一年后的选举中，他所在的政党惨败。参议院315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结果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持续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前车之鉴，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直到形成全面危机，纸里抱不住火为止。

可以说，政治人物对选民的讨好已经达到荒诞不经和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竟然近期随地扔垃圾、烟头、狗屎将不再罚款。此前规定每个烟头就要罚35欧元。新的处罚改为2014年垃圾桶配备烟灰缸后执行。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依然如故。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反观印度，由于百姓反对，谁主张计划生育就被选下台，所以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敢于正视这个问题，放任人口失控增长。

至少从实际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权主导的制度。

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纵观人类历史，衡量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人才。而在同一制度下，人才直接决定着制度表现的好坏。比如克林顿时代，就可以把美国国力推上前所未有高峰，而小布什八年就可以把美国拖向低谷。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自然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和发展成就：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规模的国家迅速发展、摆脱贫穷。更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衰落后又重新崛起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傅莹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中国已找到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原题：傅莹自信声明背后的东西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