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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媒体对爱国主义的舆论引导研究(3)

2013-03-04 10:28:28 作者: 廖云路、蔡尚伟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复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途径,因领土争端问题而产生的舆论既有理性的思考,也充斥着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声音。按照事物的普遍发展规律,爱国主义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爆发期和消退期四个阶段。媒体如何引导爱国主义舆论“趋利避害”,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首先应建立爱国主义舆论预警机制,将媒体纳入危机管理; 其次要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掌握舆论的主导力; 最后要发挥媒体社会教育功能,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

三、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媒体对爱国主义舆论引导之反思

大众媒体具有舆情监测、整合社会思想、社会教育和提供娱乐的功能,如果这些功能发挥得当,将会对社会负面情绪起到疏导和消解作用。近年来,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不定期循环发作,虽然媒体对领土争端问题中的非理性爱国情绪进行了引导,但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舆情监测功能发挥不健全,传播主导权失位

媒体是社会的“监视器”,能够为社会的潜在威胁提供预警。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极端爱国主义产生的负面效应看似突发事件,但其实有规律可循。从舆论萌芽期到爆发期,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都经过了一定时期的酝酿和螺旋上升,最终演化为具体的非理性行为。如果媒体能够发挥舆情监测功能,对潜在的极端狂热情绪进行化解,就可能防范于未然,或降低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冲击。此外,新的媒体环境下,网络往往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形成观点的主要渠道。由于媒体的舆情监测反应迟缓,网民得不到权威的信息,在网络传受自由、匿名性、低门槛的特点下,网民逐渐占据信息生产者的地位,并相互消费彼此生产的信息,而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群体极化”、“集体无意识”不仅难以形成理性和权威的声音,相反还会在集体情绪的感染下走向极端,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发生也变得更加难以防范。

(二)舆论引导功能发挥错位,部分报道有失理性

舆论引导功能是指媒体能传达信息,并对新闻事实做出有意义的评价,以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引导公众的立场和观点。〔8〕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媒体的报道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如果把握好“度”,可以引导公众形成理性的爱国主义舆论和集体行动,为国家在领土争端问题中赢得有利的国际舆论;但如果在报道中过于强调两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则会助长极端爱国主义情绪的积累与爆发。在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中,以《中日决战终于来临:日本出兵钓鱼岛要对中国宣战》为代表的报道过分强化了中日两国相抵触的一面,忽略了两国互利合作的一面,这种有失理性的报道很大程度上会给受众造成中日“钓鱼岛争端”已无法通过协商、对话等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的错觉,将进一步滋生反日情绪的高涨。部分媒体舆论引导功能错位,不仅没有成为非理性爱国主义舆论和行为的“灭火器”,反而有推波助澜之嫌。

(三)“社会教育”功能发挥不健全,受众认知片面

媒体不仅承载着传递信息的职责,还有传授知识、提高受众综合素质的责任。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有着不定期循环发作的特点,媒体应当对整个领土争端的起因、发展以及造成的后果进行分析和讨论,引导受众对领土争端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避免受众在以后此类事件中出现非理性的行为。例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媒体的报道不应仅限于“日本‘国有化’是侵犯中国主权”,还应关注“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依据是什么”、“日本在领土争端问题中的政治逻辑是什么”等,引导受众理解日本政府的立场,更加全面的看待问题。因此,在舆论的消退期,媒体不仅要引导受众反思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更应抓住普及理性教育的机会,重新审视和探讨整个事件,引导受众形成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

四、领土争端问题中媒体对爱国主义舆论引导的对策

领土争端问题是关系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敏感话题,势必能在最大范围内激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正如前文所述,爱国主义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合理地引导爱国主义舆论能够创造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舆论氛围,为政府借助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提供支持。相反,若任由某些爱国主义舆论向着偏激、极端方向发展,则有可能损害国家形象,造成社会动荡。以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为例,媒体如何引导爱国主义舆论“趋利避害”,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建立爱国主义舆论预警机制,将媒体纳入危机管理

领土争端问题的政治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简单地“防”和“堵”无助于爱国主义舆论的引导,而应充分利用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面联系,建立起良性的互动体系。首先,应该建立爱国主义舆论预警机制,突出媒体在政府的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非理性的爱国主义舆论是负面情感蓄积到一定程度后爆发的结果,是一个较长酝酿、积累的过程。媒体的舆情监测功能可以把握这些征兆,尽早启动预警机制,让“理性爱国”的声音提前介入到爱国主义舆论的引导中,为化解极端情绪和预防“打砸抢烧”等暴力事件的发生赢得先机。其次,当游行示威发生后,媒体应及时纳入到危机管理机制当中,做好沟通政府和公众的信息桥梁。人们基于爱国主义情感游行示威其目的在于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以期引起政府的关注。媒体应密切关注政府对领土争端问题的处理进展,及时向公众传达相关信息。政府的表态无疑是安抚愤怒情绪的一剂“良方”,可有效防止非理性行为的进一步扩大。

(二)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掌握舆论的主导力

首先,传统媒体通常是权威信息的发布者,但在领土争端问题中,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往往在网络媒体的冲击面前被弱化。这要求传统媒体积极承担起引导舆论的责任,主动介入网络舆论的引导中,在充分掌握网络舆论和正确把握方向的前提下,以客观的信息和理性的观点来引导爱国主义舆论的发展。随着传统媒体对网络传播的重视,一批传统媒体也建立了网络论坛,如强国论坛、新华网论坛、央视网复兴社区等,传统媒体应依托这一优势,通过设置讨论话题、置顶精品网贴等方式,将论坛打造为具备相当社会影响力的舆论阵地,引导网民理性爱国。其次,在领土争端问题的报道中,一些媒体满足于用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报道进行简单的灌输与引导,未能充分考虑到受众的信息需求,没有形成立体的、全面的问题分析讨论过程。在宣传的技巧上,双面平衡报道的效果要好于单面报道。人们在接触了不同角度的信息后,会权衡利弊作出判断,避免产生因认识片面而导致的非理性情绪。例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腾讯网策划了《“抵制日货”:损敌八百自伤一千》〔9〕的专题,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抵制日货既不可能成功,也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不利;天涯论坛刊登网贴《西安游行,切身经历的一幕》〔10〕,记录了一名游行参与者从最初的“心情激动”,到形成“履在法律的范围内去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认识的过程。这些报道给受众提供了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

再次,现代社会信息的来源渠道多样,单靠某一种媒介来实现对舆论的引导显得力不从心,应当整合多种媒介在舆论引导中的优势,搭建起立体的报道平台来实现对舆论的引导。例如,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所引发的网络舆论,相关的帖子和跟帖数量庞大,一些有见地、有思想、有深度的网民意见很可能被淹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就无法正常发挥。传统媒体若能与网络媒体紧密配合,对这类信息进行关注与发掘,通过传统媒体的组织策划报道,形成网上和网下的互动,必将极大提升对爱国主义舆论的引导效果,促进爱国主义舆论的理性回归。

(三)发挥媒体社会教育功能,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

中国的海陆边界线漫长,涉及到的领土争端问题复杂。在“主权问题不容置疑”爱国主义情感的判断下,公众对国家领土完整抱有极高的期望和民族自尊心,但对于边界问题的知识又十分缺乏,导致公众在多次的领土争端问题中无法正确地分析问题,陷入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中。因此,媒体要实现对爱国主义的舆论引导,从长远来看应该发挥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改变公众在该问题上信息闭塞的尴尬境地。例如,媒体在报道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应向受众介绍海基线、最先发现权、实际占有权等知识;腾讯网策划的《钓鱼岛僵局为何难以打破》、《白礁岛争端对钓鱼岛启示》、《黑瞎子岛领土划界启示》等专题,使一次边界问题知识得到普及。有学者认为,“对待领土问题,公开相关的事实和信息并不会因此而暴露相关的涉密信息,反而能严正地表达政府及民众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能让公众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形成比较正确的舆论。”〔12〕

媒介素养是指人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3〕在领土争端问题面前,受众能否从各种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以及媒体能否将受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引向积极、有利的方向,都有赖于受众的媒介素养水平。因此,媒体应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增加受众对于媒体的了解,使其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体提供的信息,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促进民众理性思维的养成,从源头上预防非理性情绪和行为的发生,从而实现对爱国主义舆论的有效引导。

 

责任编辑:宋歌
来源: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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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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