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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媒体对爱国主义的舆论引导研究

2013-03-04 10:28:28 作者: 廖云路、蔡尚伟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复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途径,因领土争端问题而产生的舆论既有理性的思考,也充斥着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声音。按照事物的普遍发展规律,爱国主义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爆发期和消退期四个阶段。媒体如何引导爱国主义舆论“趋利避害”,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首先应建立爱国主义舆论预警机制,将媒体纳入危机管理; 其次要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掌握舆论的主导力; 最后要发挥媒体社会教育功能,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

领土争端问题是国家政治和外交事务中的敏感话题。“主权问题不容置疑”不但适用于对一个政府的评判,也同样适用于公民爱国主义情感的判断。近年来,中国与印度、韩国、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不断,且不定期循环发生,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极容易被激发出来。由此形成的舆论中,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声音往往盖过了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某些压倒性的舆论甚至催生了“打砸抢烧”的偏激行动,不仅损害了国家形象,也不利于和平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爱国主义舆论的产生机制,提出媒体对爱国主义情感的舆论引导对策,以求让民间力量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建设性的有益帮助。

一、领土争端问题中爱国主义舆论的媒介表达

爱国主义是指归属于特定民族国家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孕育而成的,对该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繁荣兴旺等根本利益高度关心和自觉维护的一种道德情感、思想理论和行为方式。〔1〕爱国主义的表现主要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在对外活动方面,爱国主义表现为在对外战争或交往中,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不失民族尊严和气节,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对内方面,爱国主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及物质文明等方面的热爱之情和为本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行为。

大众传播学认为,舆论是对针对特定的某事或某人形成的某种群体性意见,这种自由表达并传播的意见可能发端于无意,却有着交互影响、混合生成的过程,并对群体行为产生共振性的影响。〔2〕

在媒体对爱国主义的报道中,由于传播的载体不同,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也存在差异。传统媒体条件下的爱国主义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等“点对面”的传播。传播过程中话语权的不平等,决定了媒体能较好地对传播内容把关,实现对受众的舆论引导。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的发展,媒体对爱国主义传播方式发展为“点对点”、“点对面”、“面对面”。在以QQ、微博、网络论坛为代表的新媒体中,受众不仅是爱国主义内容的接受者,还是内容的生产者。领土争端问题是一个关注度高且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网络极易成为相关爱国主义舆论表达的“触发器”和“助推剂”。领土争端问题中爱国主义舆论的媒介表达呈现出鲜明特点:第一是情感化,人们需要一个平台来表达自身对领土争端问题的看法,网络给爱国主义情感提供了一个虚拟空间;第二是自主性,人们在网上表达爱国言行是出于自发行为,显示出民间强大的爱国力量;第三是及时性,领土争端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在网上会快速传播并引起激烈讨论,迅速形成舆论声势;第四是社会动员性,网络不需要审慎地思考自己的言论和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随意地发布信息和宣泄情绪容易产生“云集响应”的社会动员能力。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并不总是表现为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在领土争端问题中,某些负面的、

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非理性舆论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一方面,非理性爱国主义舆论会损害外交关系和国家利益。中国一向奉行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树立起良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一些极端的爱国主义舆论不仅使得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中授人以柄,成为其他国家借以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题材,而煽动起来的民族仇恨也必将破坏国家和民族间的信任关系,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和地区间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非理性爱国主义舆论不利于本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劳资关系、城市拆迁等各类矛盾“触点多”、“燃点低”,极端的爱国行为往往超越了爱国的框架,与其他社会矛盾相结合,参与者难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极易诱发不理智的举动甚至是“打砸抢烧”的暴力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利用传播学理论,对领土争端问题中爱国主义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宋歌
来源: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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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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