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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政治:中国经济应谨防“欧洲化”(3)

2013-02-27 13:55:18 作者: 陆铭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如何看待产业转移?

我说当前的政策在阻碍生产要素的流动,那意味着,如果制度的障碍消减,那么,经济还将进一步向东部和内地的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但是,似乎现实中正在出现产业向内地的转移,这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对此,我想说的是,人们往往容易出现一种思维定式,喜欢将现实中的情况不自觉地合理化,并且用来质疑改革的思路。而事实上,这些恰恰是现有政策的结果,一旦政策发生变化,这些现象就会做出调整。那么,如何看待产业转移呢?

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角度来讲,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一个集聚的好处和坏处之间的权衡。集聚的好处是规模收益,这里面有很多机制,其实包括前面讲到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规模经济、节省运输成本这些。坏处就是地价房价,包括在大城市里面出现的一些城市发展的问题,比如说交通拥挤、污染、犯罪。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时点,既有生产要素向地理优势地区和城市集聚,又有向外的扩散,这是同时发生的。当我们讲经济更加集聚,或经济更加离散的时候,是说在集聚和离散两个力量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哪个力量更加主导。从全球范围趋势看,截止到目前为止主导力量是前者,全球都仍然处于人口向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地进程之中。

学会在国际比较的视野里看中国非常重要。如果跟过去历史比较,中国当然城市在长大,经济集聚程度在提高。但是如果放在国际比较里面,我看到的经验研究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基本事实: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中国的集聚程度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了;中国城市规模不是偏大而是偏小了;即便在特大城市,除了市中心人口密度接近于东京和纽约地区以外,像北京和上海稍微远郊的地区的人口密度仍然低于世界上同样级别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所有这些现象都跟中国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系,如果不承认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盲目地给予西部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结果就是,城市面积扩张了,但是城市人口没有同步的扩张。

我们看过去30年发展,可以说上世纪80、90年代发展的确市场化是主流,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地理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不得不讲,在2003年以后,最近十年里面实际上发生了逆转,就是行政力量在对抗市场力量,尤其在土地和资本的流向方面。一方面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内地发展的手段,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资金流向其实也在大量往内地走。我的两位同事陈钊和吴建锋最近的研究发现,即便存在过去十年里要素行政性配置的导向,如果我们看“净”趋势,中国没有出现所谓“产业内迁”。你可以看到一部分企业内迁,但是往往忽略了另一些企业还在向沿海地区集聚,所以可能会夸大产业内迁的趋势。

即便是已经和即将出现的产业内迁,还要看地理。比如说现在安徽发展得非常快,哪怕没有行政性干预,安徽一定会发展快的,因为中部省份中安徽最靠近长三角,而且安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他省份没有的,就是有长江。长江有利于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安徽的条件比湖北都要好,因为湖北比安徽更加远离港口,所以皖江都市带承接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市场力量主导的产业内迁是否会主导到西部?不会的。因为这个时候投资者会比较,我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是到西部低,还是到越南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事实上,现在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已经在离开中国。因此,不能过分强调产业内迁,西部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于本地需求的,而且也要集聚到少数大城市圈去才有竞争力。

在增长中避免新的危机

再回到政府债务问题。说穿了,如果地方政府借债,借的多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是经济能不能持续增长。如果借的债能够投向经济发展,而且经济的确持续增长了,能把税用来还过去借的钱,所以,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会不会爆发,或者多严重,从本质讲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而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中国从现在开始可能进入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期,因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要素增长,一个是生产率提高。中国储蓄率已经够高了,所以不要指望储蓄率来增加中国的资本积累速度。而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从人口学家判断来讲2015年就要结束了。所以,中国高速增长的唯一希望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有学者认为,中国能够维持过去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算不错了。但我认为,不应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因素,那就是“制度红利”。由于“政治”的原因,使得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如户籍、土地、低利率这样的制度在扭曲资源的配置。把这些制度动一动,就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这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潜在的持续增长空间。发展意味着中国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的国家,城乡之间的资源再配置有巨大空间。转型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多制度要变。大国意味着中国有非常大的地区间资源再配置的空间。把这三个词抓住了,把资源再配置带来的效率提升抓住了,我认为很难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就一定会降到7%以下。在这里,简简单单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看中国增长是不够的,因为“新古典理论”既没有结构也没有制度。

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要通过城市化和区域结构的调整做大蛋糕,只要做大蛋糕,政府的债务危机就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剩下的问题无非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慢一点,不要紧,只要蛋糕做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付转移就容易了。而且,随着人口更自由的流动,欠发达地区可以在总量增长相对较慢的同时实现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未来还是要动人,动人以后,不是不要动钱,而是先在动人过程当中让资本、劳动、建设用地指标的流向一致起来,然后中央政府就有更多财力来补贴欠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时候不能简单搞生产型投资,因为这样会带来一系列的低效率和扭曲,也不能简单把财政转移支付用来为地方政府还债,这会造成道德风险的问题,地方政府在借债的时候将更加肆无忌惮。

我所讲的意思不是说动人而不要动钱。任何大国都需要动钱来补贴欠发达地区,问题是动钱怎么动。从理论基础角度讲生产是有规模经济的,所以服从市场规律要集聚。但是有一样东西在人口自由流动情况下会出现问题,就是公共服务。以中国内地为例,人口迁出了,从生产来说没有问题,内地可以做大农业,人也可以致富。但是在公共品提供上,由于人口规模相对缩小,它会缺乏公共品提供的规模经济,这个时候,开医院,开学校,提供基础设施会都会缺乏规模经济,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央财政的财政转移。也就是说,钱要给,但是要给到人和基础设施上面,而这必须以动人为前提,先把蛋糕做大,并且在动钱的时候将投资投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上,增强人致富的能力。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放在中小城镇,这个方向需要改变。正如我前面所说,不相信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它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条道路是不能持续的。也许大家会问,“动钱”就真的不行吗?我和陈钊给世界银行写的报告做过一个分析,结果发现,在中央财政转移中所占的份额更高的省份经济增长更慢。即使在长时段来看,财政转移支付仍然未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个结果与世界银行的跨国研究结果是一样的:所有世界上实现了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而动用财政转移来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中国的案例为世界银行结论又加了一个新的注解。简单地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拿钱的省份出现了更多财政供养人口,而没有充分地用于经济建设。

为了公共利益

最后我用两句话结束报告。最近我一直写文章,呼吁中国的经济政策要“为了公共利益”,在“政治”的逻辑下是大家都追求本地利益,而忽视了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最后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大家都受损。我曾经读到丹尼尔·贝尔的书里的一段话,我反复在我的演讲里面引用,他说,“美国最大的困难在于:它在气质上过于个人主义化,在趣味和爱好上过于资产阶级化,而它却从未完完全全地学会依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或者说,它从未真正地学会欣然接受公众利益至上的主张,以反对个人的利益。”我们把这段话中的“个人”换成“地方”,就是中国的事情了。

最近我自己要出一本书,总结了地理与政治这一对关系如何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我在这本书的开篇讲了一句话,就作为我演讲的结尾了。“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我知道我反反复复讲的这些话会遭到很多质疑,如果读者有耐心的话,请再回到前面看看我说的中国经济“欧洲化”的问题。然后再想想,自己是不是又不自觉地站在了自己(或本地)的立场上。

但愿人们不要等危机到来再想起今天的话!

 

责任编辑:宋歌
来源: 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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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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