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政治:中国经济应谨防“欧洲化”(2)
地理
在市场力量推动作用之下,中国正在发生着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给大家看一下人口密度和工资的关系。地理之所以变得非常重要,是因为地理优势会导致经济集聚,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中国,数据显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平均来讲职工平均工资更高。
在这个城市规模经济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制,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当一个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时候,不仅这些受高等教育者自己会得到更高的收入,他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率。由于在大城市集聚更多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同时大城市人口密度更高,更加便于信息的交流,所以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更强。根据我最近的研究,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会提高20%。
第三个现象,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港口的重要性会非常大。中国跟其他大国的差别是,其他大国都是多面环海的,而中国只有东面是沿海的,这就导致东部的发展优势特别明显,尤其是当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时。我的研究发现,从香港或上海出发,往内地走500公里,城市的职工工资水平就要下降一半左右。再来看城市的经济增长,根据我的研究,从上海或者香港出发,越往内地经济增长率越低。
有一个误解,认为内需会使得地理不重要,因为接下来出口加工制造业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服务业要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港口和地理位置不重要了。内需不等于内地的需求,东部也是内需。服务业无非就是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靠近制造业,消费型服务业靠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在研究中,我区分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跟地理之间的关系,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地理之间的关系小一些,但是地理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所以,不能说服务业发展了,到沿海距离就不重要了。
我们再看小城镇。当前中国战略是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在土地的供给上限制大城市发展,以为把资源给了中小城镇以后,中小城镇会发展更快。是这样吗?我们的研究发现,距离区域性的中心大城市越远,中小城市增长速度会越慢。也就是说,将大城市和小城市增长分开来,以为“动钱”的方式就可以帮助中小城市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应该被摒弃。
政治
地理的逻辑就是市场的效率逻辑,而政治的逻辑是通过“动钱”的方式追求地区间的平衡。但是请大家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规模意义上平衡,也就是把全国各地的城市做得一样大,第二个概念是人均的平衡,也就是人均GDP、人均收入、生活质量这些维度上的平衡。从规模差异来说,中国经济不是集聚过度了,而是集聚还远远不够。恰恰在人均意义上,中国未来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规模意义上要拉开地区间的规模差距,而在人均意义上恰恰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人均GDP、人均收入、生活质量意义上平衡。
在规模差距和人均差距两个概念搞混的情况下,中国目前在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生产要素上都存在着地区和地区之间资源再配置的体制性障碍。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导致地区之间生产率差别和收入差别很难缩小。在土地制度方面,中国实施着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制度,而且是倾向于内地的。在资本方面,中国实施着大规模的财政转移,以及国有企业向内地的投资,结果导致内地经济的过度资本化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即每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下降。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持续下滑,而且其水平已经低于比中国更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了。
接下来我主要讲讲地和钱的问题。土地配置是跟中国的开发区政策一起走的。2003—04年是开发区整顿的年份,当年全国70%的开发区被压缩了,在压缩过程中同时把开发区政策和建设用地指标更多给了欠发达地区,结果导致中国内地开发区企业数量在全国的比重有非常明显的上升。
建设用地向内地的倾斜配置导致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出现严重的脱节。全国层面,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接近8%,而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不到5%。如果把中国分东中西分开看,东部的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两者差距并不大,到中部差别就扩大了,到西部,土地面积的扩张速度几乎是人口扩张速度的3倍。也就是说,如果把大量资源往内地转移,城市面积扩张了,但是并不等量创造GDP增长和就业。
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鼓励内地发展制造业的结果是,地区之间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异巨大。跟大港口附近相比较,距离大港口500公里的时候,以每单位建成区面积上的二三产的产出为度量的土地利用效率要低一半。不相信地理和市场的作用,结果就是导致土地资源被低效率利用。
再来看中国资本深化的进程。因为中国的低利率,鼓励投资,大量的向内地转移支付和国企的投资,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深化的进程,我的分析显示,在2003、04年的数据里,越到内地中国企业的人均资本拥有量越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往上跑,到了07年,中国内地的资本密集度相比沿海还要来的高。在资本深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单位GDP吸纳就业能力下滑状况更严重的也是在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