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政治：中国经济应谨防“欧洲化”

原文发表于2013年2月25日《文汇报·每周演讲》。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本文是作者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城市化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该会议为其同名课题的系列报告会。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大标题叫“地理与政治”，地理对城市化有影响，而政治则涉及到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我报告的副标题是“中国经济应谨防欧洲化”。通过这个报告，我想再次说明，社会公众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有两个严重的误区：其一是不想理论不看数据，使讨论完全被直观感受所误导；其二是每个人每个地方谈问题，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结果，在涉及到地方间关系的改革上难以推进，整个中国经济正面临欧洲化的危险。长此下去，中国将损失巨大的公共利益，整个国家将面临困境。

欧债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相似性

我首先梳理一下欧债危机形成的经济学逻辑。我认为欧债危机形成主要有三大条件，最重要是前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欧洲的国和国（或者地区和地区）之间有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实际上这跟欧洲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没有充分实现有关系。这里我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化对欧洲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借此，我想强调在欧洲其实不存在制度层面上移民的障碍，那里的移民障碍主要是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这点跟中国有非常大的差别。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欧债危机形成条件就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当利率偏低的时候，大家都有借债的冲动，但是一旦当经济进入衰退期，首先出现偿债危机的地方，其实就是生产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地方。统一货币政策麻烦在哪里？作为希腊，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面临偿债危机，如果有独立的货币主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本币贬值，推动出口和经济增长。但是在劳动市场率差距非常大的区域里，不可能因为希腊这个国家出现问题了，就实施欧元贬值政策。所以，对于希腊来说，欧元的币值相对于其劳动生产率是偏高的，但希腊没有办法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增长，使得债务危机得到化解。

第三个欧债危机爆发的条件没有前两条重要，就是欧元区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政策，当欧债危机出现的时候需要讨论是否要救助边缘国家，而在欧洲这个本质是一个政治问题。

同样把这三句话对应中国，大家可以梳理一下中国地方债务的相似性。第一，中国也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地区间巨大差异，而这跟中国劳动力流动不充分有关系。跟欧洲差别非常大的是，欧洲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障碍了劳动力流动，而在中国主要是制度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人民币。在衰退期的时候，欠发达地区一旦出现偿债危机也不可能单独实现人民币贬值，相反，人民币总体上还在升值，这更加可能使得内地在地理缺乏优势的情况下出现“本币”高估的问题。

跟欧洲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国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爆发欧洲式的财政危机。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之下，欠发达地区一旦出现偿债危机，无非就是三条出路，第一是核销，这样实际是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第二个出路是注资，因为债务一部分是从银行系统借来的，地方债务可能将以银行坏帐形式表现出来，中央可能通过向银行注资来冲销坏帐。第三个可能性就是通胀。

无论上述三种方式的哪一种，可能会造成地方政府严重的“道德风险”。因为地方债务危机一旦发生，中央政府不救也不行，但是一旦救就可能是后患无穷，地方政府在下一轮借债的时候会更加肆无忌惮。

所以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相似之处，而非常重要的制度性根源是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充分重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中国目前出现劳动生产率地区间差别非常大的现象，给地方政府的债务转化成金融危机埋下了一个非常坏的种子。如果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不大，一旦政府出现偿债困难，来个本币贬值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背后实际是地理和政治的逻辑。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目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从地理角度来讲，道路选择就是“动人”，而政治角度讲，所走的路就是“动钱”。在地理和政治间的选择，前者更加尊重市场的作用，采取“动人”的方式，来使中国经济走出危机，而后者则是用“动钱”的方式，表面看起来可以短期内化解一些问题，但是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