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叠床架屋不是改革

在最近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一些体制内的专家再次发出成立一个统筹全国改革事务的“国家改革委员会”的呼吁。这些专家认为，中国的改革现在到了仅凭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的改革已经无法进行的阶段，中央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全国改革委员会来制定中国改革的总方案、总路线图、总时间表。有的学者，如张维迎甚至认为，中央成不成立一个由总书记或总理领衔的“国家改革员会”来统筹全国改革事务，是中央愿不愿意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是说，中央不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就是拒绝改革。这种呼吁是如此的急迫，在每一次与经济发展和改革有关的会议，几乎都有一些人出来大声疾呼立即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

很难想象，这种要求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的呼吁出现在经过了三十多年改革的今天，很难想象一些过去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央计划”，批评“理性设计”，批评政府机构太多、权力太大的学者和专家现在竟然会提出要成立统筹全国改革事务的中央委员会，竟然会提出“总方案”和“总路线图”这样的口号。只要是对共和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在听到这种呼吁后，很难不会想起文革时期为了统一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很难不会想起计划经济时代的“总计划”和“总路线”，也很难会不怀疑这些口称改革的专家学者究竟是要真心实意地推进改革，还是要把改革拉回到僵化封闭的老路？究竟是要通过改革来瓦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要以改革的形式把既得利益集团合法化？

当然，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并非空洞的口号，这种呼吁确有自身的理论依据和逻辑。根据这些呼吁者的说法，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可能自行改革，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改革者当然不会拿自己的利益开刀。如果改革一旦涉及到各个政府部门的利益，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所以，中国现在的改革不能听任各个部门自行改革，而必须要超越各个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必须建立一个最高级别的权力机构来推行各个部门的改革。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改革与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改革不是一种异己的外部力量来彻底否定自身，而是改革者对自己所属的既有制度和结构进行变革。所以，自己改变自己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断言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可能自行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凌驾于各个部门之上的更高级权力机构才能进行改革，在逻辑上很难以自洽。如果说一个主体的改革不能通过自我更新来实现，而必须要由一个拥有更高级别权力的“他者”出手才能改革，那么新建立的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由中国执政党总书记或中国政府首脑领衔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当然是要对中国政府自身进行改革，而不是对中国政府之外的“他者”进行改革。凭什么说这个中国政府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就能够自我改革中国政府的问题呢？这当中难道不也涉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利益吗？如果只有凭借更高一级“他者”的力量才能对下一级部门的进行改革，那么这个中国政府自己成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又凭什么来改革中央政府自身呢？按照这些呼吁者的逻辑，如果改革必须要靠更高一级的“他者”来推动，那就必须还要在中国政府之上再找一个拥有更高权力的“他者”才能推动中国的改革。这个“他者”是谁呢？是联合国还是“全球改革委员会”？

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转型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改革亟待深化。但是，改革究竟走向何方？究竟应该用何种方式来进行改革？这两个问题事关改革大业成败的大局。根据中国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国改革要想得以真正的深化，需要的是在民间社会和基层政府中去寻找新的动力，需要的是对民间社会和基层政府的创新经验进行及时总结和推广，而不是再建一个统筹全国改革事务的国家委员会。从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经验看，再建一个顶层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不叫做改革，而是典型的叠床架屋，是向改革前的中央计划体制和官僚化体制倒退。

从共和国改革前后的两个历史阶段看，再建一个顶层的“国家改革委员会”跟改革进程是背道而驰的。无论对中国改革有多少不同的评价，但经济从中央计划向自由市场转轨，权力从中央部门向各个地方和基层组织下放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两个基本走向。正是这两个基本走向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

中国发端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所面临的经济结构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差异。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从社会的科技文化水准、从工业化程度等重要指标看，中国几乎是全面地落后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但是，从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上看，中国的经济向市场化转轨的条件却大大地优于苏东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建立起了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全国经济运转几乎都依靠中央各部委执行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指令性计划。全国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条条经济结构”。赫鲁晓夫时代曾经把一部分中央部委的经济权力转移到地方政府。但到了1965年，勃烈日列夫时代再度恢复以中央部委为框架的中央集权经济结构。在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时，一共有八十四个中央部门和国家委员会统管苏联的全国事务。地方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听命于中央的计划而很少有自主权。

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虽然是模仿苏联建立经济和政治构架，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反思和怀疑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毛泽东1956年2月的《论十大关系》在很大程度就是对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反思的结果。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形成中央的“条条”与地方的“块块”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后来虽有反复和调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原来中央的许多直属经济部都已经逐渐融入地方经济，而地方基层社会的经济活动也日益活跃。即使在改革开放前，江苏南部的社队企业和浙江温州等地的私人企业已经在强有力地成长，全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地方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构架。这是中国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能够逐渐走出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从中国改革的进程上看，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事实上一直是改革的开拓者。1978年中央组织的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和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破除了原来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教条，放松或取消了过去中央控制地方经济发展的限制，而并没有用中央计划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破冰之旅始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而这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并非是出自中央政府的主观意志，而是来自农民自发性的创造，中央政府不过是在民间社会的创新后给于认可和推广而已。其实，不仅仅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几乎中国改革的每一个创新和突破都是来自地方经济第一线的劳动者和经营者。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从长途贩运到商品流通和地区间贸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来自民间社会，中央政府不过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而给出推广的政策而已。即使是最有特色的经济特区成长模式，归根到底也是由地方政府和民众推动。从形式上看，经济特区是中央政府批准和设立，但在实质上，中央设立经济特区恰恰是让特区政府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政策优惠，而不是由中央给特区地方经济提供发展的总方案和总路线图。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的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但是政府主导改革并不等于是说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指令下进行。事实上，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地区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所谓政府主导，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如前所述，中国在改革前形成的地方性“块块”经济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则进一步把这种地方经济发展为一种地区性的竞争。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和源泉。张五常说县与县的竞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源泉，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奇迹的关键，实为一种真知灼见。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改革的源泉和动力在哪里？当然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中，而不是在中央的某个全国委员会。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成就主要应该归功于活跃于现实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民间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执政党中央、国务院发改革委本身并不是改革的源头，中央的工作只是及时总结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的创新经验，二者之间的本末关系不应颠倒。

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媒体界和知识界一天到晚都在讲改革，都在报道改革的高峰会议，但讲改革的人似乎大多不是来自改革实践的第一线，而在现实中的改革者似乎都发不出声音。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在各个讨论改革的峰会上，激昂慷慨呼吁改革的人大多数其实都与当前改革的现实进程无关。很难理解，中国三十多年在改革上有这么多创新和突破，涌现了这么多的改革者，出现了这么多具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各大媒体很少对这些脚踏实地的改革者进行访谈，而成天追踪一些离改革现实十万八千里的务虚会议，把不着边际的空谈视若珍宝地反复报道？如果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回到中央制定“总方案”、“总路线”和“总时间表”的僵化老路，如果改革就是不从事具体改革的人在那里坐而论道，那就走到了改革反面，改革真的有可能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