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之冬？（2）

同样的故事也在突尼斯上演

同样的故事也正在突尼斯的舞台上上演。与埃及穆兄会相比，突尼斯复兴党既不强大，社会根基又不够深。突尼斯的社会运动更趋多样化，即便追求自由势头不足，也算的上比较现实。因其暴力背景，突尼斯的沙拉菲派不可能成为可靠的政治盟友。另外，突尼斯社会比埃及更接受示威文化。在某些地区，针对政府的游行和骚乱是家常便饭，而且很难分辨出背后主导势力的目的或采取的手段策略（不可小觑混杂其中的犯罪行为和帮派活动）。突尼斯还有阿拉伯地区影响力最强的工会运动。突尼斯劳动者总工会（Tunisian General Workers’ Union，简称UGTT）拥有由组织严密的激进分子组成的全国网络，可以发起民众抗议活动。复兴党与总工会之间摩擦不断，原因要么与埃及一样（政府迷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与工会产生矛盾），要么更具突尼斯本土特色（政府可以接受左翼盟友，但不能忍受草根激进分子发动的真正意义的全民运动与之分庭抗礼）。

另外，突尼斯复兴党尚未掌控安全力量。军队的确想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不愿意背上镇压突尼斯人民的恶名。最后，复兴党没有控制宗教界，与埃及穆兄会相比，控制宗教的牌也不多。10月，上百名支持或计划支持复兴党的伊玛目联名上书请愿，反对将清真寺及其他宗教机构置于政府管辖之下。效仿埃及，复兴党计划利用宗教事务部来管理宗教界，尽管这样的集权管理方式将反过来影响运动。

民众的抗争精神已无法磨灭

两国伊斯兰势力遭遇的困境,直接造成其民意支持度下滑,如果此时选举,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谁能接替伊斯兰势力来掌权执政。新政党的领导人都存在可信度问题：他们与街头示威民众联系并不紧密，倒是经常与旧政权渊源颇深，并对政治生活持有精英观点。总体说来，反对派要结成同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与该国首都突尼斯城的世俗精英层观点相近，突尼斯反对派失分不少。突尼斯城的世俗精英层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再伊斯兰化。反对派因长期支持压制宗教军事力量的政策，它在民主方面仍有欠账。最后，它在巴黎似乎比在突尼斯街头更吃得开。如果突尼斯国内能产生各方可接受的、团结的反对派势力，它将在大选中击败复兴党。因此，突尼斯坚持走民主化道路的前景好于埃及。

阿拉伯之春给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已经无回头路可走。两年前，我在写给《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第一篇文章中强调过（新世代的崛起带来新的政治文化；宗教领域的多样化；地缘政治背景的变化让伊斯兰势力不再天然属于“反西方”阵营；伊斯兰势力的“资产阶级化”，革命运动的对象转向保守政党一方），新因素导致伊斯兰势力改善了形象——行使权力。伊斯兰势力既没有在提供经济和社会产品方面有所作为，又没有证明自己是社会工程的设计师，他们只是给自己日渐失控的社会不断加深着“伊斯兰”的印记。

伊斯兰势力可以故技重施（宣布政敌是“叛徒”，启动新闻审查、戒严，甚至宣布紧急状态），但是这不能阻止民众向其问责。为了能度过紧缩政策及相伴的经济困难，他们还应为与自由派达成的“历史性妥协”，多做些实事。能替代这一联盟的，肯定不是“伊斯兰革命”。联合政府的政策已经成型，政治和道德上保守、经济上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并对西方开放。在这个方面，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缩写AKP）堪称典范，它学会了与现存各方势力和公民社会共处。这让其能将经济自由化、保守的伊斯兰政党和开放的社会很好地统一起来。

相比之下，如果穆兄会为了一党私利强化政府机器，它将失去各方势力的支持。穆兄会的“忠实支持派”将弃之转投（态度相对更强硬的）沙拉菲派门下，商人将流失到自由派旗下——甚至军队旗下，因为军队中旧势力已经被肃清。唯一不能磨灭的就是那种抗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