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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中国模式有什么比较优势?

2013-02-18 11:23:50 作者: 弗朗西斯·福山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我过去几年来中国好几次,很多人都想让我谈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做出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政府和历史的中国之间有一些传承,很强的传承。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这种制度的国家,2000年前就建立了。

中国统一之前,曾有过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春秋时期,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

大规模的战争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收税,鲁国是第一个收田赋的国家,他们测量土地,看谁有多少地,然后政府来收税。公元前548年,楚国收税,导致了官僚体系的产生。他们不仅需要军事的制度,还需要整个税务的制度来支持军事的制度。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统一的语言和文字的存在,使得中国与其它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具有了连续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印度的文明,印度也曾有一个王朝统一了南亚次大陆,差不多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但是他们并没有文学文化,所以关于这个王朝的知识在此后的一千年里都失传了,直到有英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记载当时政治制度的一些石碑。

而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非常复杂的文学系统支持了国家的大一统,从很早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国首次大一统,中国不仅建立了国家,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那时,中国就有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化国家,意思就是说统治不是基于招募统治者的家人或朋友。大家还记得我说过的集权政府和现代政府的区别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以家人为基础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建立一个非个人化的官僚的系统。我以为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它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

当然,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一个国家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有时也面临着政治上的衰落。

政治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在一种情况下建立的制度不一定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还有用。而另外一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讲尤其如此,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我用很长的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就是重新集权化(repatrimonialisation),也就是说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想使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统治国家。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了非个人化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总处在被精英重新控制的境况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

在汉朝崩溃和隋朝兴起统一国家之间的300多年,家族在国家管理中极其重要,是实际的控制者。而在隋唐,国家并没有回到汉朝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理性统治,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早已建立,但直到11世纪的北宋才重新得以建立。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以为不能认为制度的现代性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可能出现倒退,从高水平的发展倒退到低水平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是有这样的轨迹,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现代化的政治机制,但是现在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意思就是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你还待在那个路径上。因为中国早期就形成了现代的有权力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阻止社会组织的形成,阻止其它组织能够挑战它权威的可能性。我们也可称之为血缘性的官僚制度。它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统治,这样也可以阻止商业性资本主义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法治的存在?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比较强的法治基本都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所以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文明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所衍生出来的法治。有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等级制度,它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他们是独立于苏丹之外的。婆罗门在印度是一个祭司的阶层,而国王必须要到婆罗门那里才能被承认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力量从属于宗教的力量。

而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国教,佛教常常是一种比较抗议性的宗教,除了在唐朝之外,就没有一些什么政治性的力量。而皇帝的祖先崇拜是一个相当于国教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司法的制度让皇帝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你不能像宗教机构的领导做的事情那样。国家最初的发展是这样,而法治也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也就没有了民主的问责。

当然,虽然中国历史上没有正式的法治,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很多层面上,我认为儒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成为了一种替代品,成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

所以在西方,宗教法提供了法律,而在中国,儒家的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他们制定这样一些规则,他们声称这是为政治的权威所制定的一些规矩,所以虽然没有正式的问责来限制政治权力,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道德的限制,来限制皇帝,来限制那些中央权力的持有者。在中国的传统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皇帝必须要通过官僚制度来统治,而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了西方法治的一个替代品。

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效果,正如我所说问责成为了一种传统,成为了一种东亚的传统。而这种传统都是被中国所影响的。

如果你放眼看世界的话,最重要的集权力量在哪里?都是在东亚。日本在19世纪民主过程之前是如此,是军事寡头统治,朝鲜也是这样,而原来在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新加坡也是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所统治的。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政府仍然有这样的责任,发展他们的社会。而其它,比如说非洲、中东、拉美的集权国家就没有发展出来。

因此这也是这种文化官僚主义的一种传统。如果你要统治,要对被统治者有一定的问责性。在亚洲虽然有这种传统,但是在世界其它地区可能就没有这种传统了。所以所有东亚国家的发展顺序是不一样的,在东亚来说,你可以认为国家就是存在的,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政府都是非常强势的,有高质量的官僚机制。在非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哥伦比亚时代之前非洲根本也不存在,欧洲的殖民者也没有给非洲人带来这种官僚制度。今天东亚很富有、非洲很贫穷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一点,东亚有非常强有力的官僚制度,而非洲没有。

我过去几年来中国好几次,很多人都想让我谈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做出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政府和历史的中国之间有一些传承,很强的传承。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这种制度的国家,2000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这样,中国现在比世界上其它国家有这种比较优势,那就是比某些国家集中办大事的能力要强。事实上来讲,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方面,有很强的传承性,是一种威权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传承,那就是对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也传承了下来。

如果你有一个现代的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又没有法治和民主问责来平衡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和暴君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原型的独裁暴君统治已经出现过了。

现在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的不同之处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而这些理念会改变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中国大家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庞大中产阶层的兴起,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有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的改变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的观点认为,中产阶层,不管在哪个社会,他们的行为都是差不多的,当你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你有自己财产的时候,当你与其它国家和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求会越来越高,你对自己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国社会早期的那种缺乏社会动员的情况会改变。现在这种改变已经在发生了,问题是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权力平衡的变化。

(摘自作者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

责任编辑:宋歌
来源: 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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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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