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律师心态难堪大任

《时代周报》上月连发两篇长文，《百亿矿山争夺战：升值百亿，夺回可净赚60亿》，《法学界热议“百亿矿山争夺战”》。一般来说，财富战争的故事容易吸引人，但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奇怪。涉及百亿的财富“争夺”，跟进报道的媒体不多，《时代周报》倒是不惜版面地拉开架势，其他媒体、网站一般只是转载。我抽空看了一下报道，搜了点资讯，大致了解了案情。
    “百亿财富争夺战”的核心是两个山西“煤老板”，一是曾经号称“山西首富”的张新明，二是号称“现代儒商”的吕中楼。事情起因大致如下：西历2007年，双方签订协议，张新明等人将自己拥有的一个公司（主要资产是一座煤矿）46%的股权转让给吕中楼。随着资金的交割，双方当时已经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西历2010年，张新明发起诉讼，要求解除当年的协议，并要求吕中楼归还46%的股权。此案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到西历201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定张新明胜诉。于是，今年1月，《时代周报》接着发了两篇长文报道，其内容基本可以看成是站在败诉的吕中楼一方，对最高院终审判决表达不满。
    这个诉讼案情比较复杂，时间拖得也较长，旁观者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清晰地把握全貌。如果只是听人说，又很容易被以偏概全、选择性描述而误导。比方说有人问：为何几年前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几年后要反悔？回答说：几年前变更股权还有其它相关条件的“置换协议”，因为被告方未能兑现“置换协议”，所以要解除当年合同。反驳说：股份转让与“置换协议”不是一回事，没有连带关系，不能放在一起。回答说：就是连带的。反驳又说：“置换协议”是假的，是伪造的。回答说：是真的。对此，我们作为旁观者还能说什么？只能等待法院判决吧。被告方一审判决后不服，再上诉。现在最高院的终审也下来了，还不服，企图用舆论改变终审？依然强调“伪造”，但也没见被告在司法审理程序中要求文书鉴定啊？
    对于法律应该有起码的尊重。有纠纷去法院，前提就是尊重法律、相信司法。否则就不用上法院了，或者私下调解，或者动拳头，或者招一群打手，或者玩黑的。到法院去摆事实讲道理。这也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之一。我们当然不能说法院永远都是公正的，错案、错判也会发生，但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判决之前据理力争，判决之后接受结果。如果对司法不满，要改变的是司法大环境，而非仅仅是具体个案。某种程度上说，大量具体个案的错判，恰恰可以成为改变司法大环境的契机。但改变它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尊重司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就张继明、吕中楼的这一民事诉讼来说，一审、终审是否错判我无法判断，但我看反驳者的理由有点牵强。用舆论表达不满的手段也有不妥。不管怎样，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是法治社会的必然。
    《时代周报》刊登的《法学界热议“百亿财富争夺战”》一文列出了“法学界”专家学者的部分名单，其中江平先生是最著名的人物。还有一些都是大学、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大批专家、学者集中讨论一个普通个案，此类事情并不常见，除非某一个案是司法大环境中的难题、难点，否则，专家、学者更应该关注司法理论问题，而非拘泥个案。律师、法官一般来说更多关注司法具体操作。张新明、吕中楼的民事诉讼案并没有牵涉到什么司法难点，只要事实清楚、有法可依、依法判决就可以了。大量法学界专家、学者介入一个普通个案的细节讨论，实际上是把自己变成了案件双方某一方的律师，或者抱有强烈的律师心态。
    律师心态简单说就是为委托人服务——我方总是对的，对方总是错的；我方总是有理，对方总共是理亏；如果法院判对方胜诉、我方败诉，一定是法院不公；只有法院站在我方这边，法院才是公正的；否则，无理也要搅三分。搅得越乱，越显示律师的业务水平。直到把法官、公众、舆论全搅晕，律师就可以为委托人浑水摸鱼，顺便赚点“辛苦钱”。就律师职业来说，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一个律师如果永远是这种心态，也难成大器。只有站队，没有站对，这样的律师只能是帮闲的工具。当今不少律师都是如此，这是律师职业决定的。但是，如果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也都是这种心态，整个司法界的水准显然就被拉低了。真正的法律专家、学者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广阔视野，即便对某一个案的关注，也应该是基于司法的整体。对于普通个案来说，专家、学者未必比法官、律师更清楚，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过程和细节。
    就张新明、吕中楼这一诉讼来说，法律专家、学者更应该在接受最高院判决的基础上来探讨司法整体，不应该将自己降低为律师，为某一方鸣冤叫屈。除非这些法律专家、学者认为司法整个都是黑暗、腐败的，否则，尊重司法判决是起码的底线。如果认为中国的整个司法都是黑暗、腐败的，那么，这些中国司法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到底是出污泥而不染，还是同流合污？如果对于司法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这样的专家、学者将难以服众，不堪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