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维稳之道与新时期群众路线
1社会不稳不是民众因为选票“造反”，而是一些小事，直接利益没有得到满足
2小事办不成，维稳问题急剧恶化，这些小事本来都由人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
3科层化突飞猛进，行政化社区与群众间出现组织断裂，政府失去办小事能力
4恢复社区传统是对政治体制的重新调整，什么时候能恢复，国家就有了希望
主讲人：潘维
时间：2012年12月26日
嘉宾简介
潘维，“新左派”代表人物。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现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著有《农民与市场》、《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等，编有《中国模式》等。
以下为讲座实录
中国群体事件与腐败不公无关 而是直接利益得不到满足
目前的群体事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我敢说80%都是因为“小事”。不是因为他们没资格选总理，选省长，甚至选县长，我们自己心里应该很明白，每一个人手中的那张票，哪怕是选总理或者选总书记，它的分量无限趋近于零，甭管别人怎么跟你说选票多么神圣。因此，他们不是因为那张票“造反”，而是因为一些小事，身边直接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
我的思考就是把事情分为“大事”和“小事”。对政府科层系统而言，人民生活的具体事必然是“小事”，也只能是“小事”。但发展是硬道理，规划和落实经济发展才是科层系统的“大事”。
今天有些人根据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开始胡扯，认为稳定局面恶化是因为中国到了深水区。我记得十多年前就有人跟我说，中国进入了深水区，什么是深水区？先是说人均GDP一千美元时就到深水区，现在又有人说是到四千美元、五千美元，可到了八千美元，还乱，也还是深水区，那一万六千美元是不是？最后发现美国人均GDP快到四万美元了，也动乱。2011年，先是“阿拉伯之春”，接着是“欧洲之秋”，再接下来是“美国之冬”。人均GDP数量级与利益分化及利益冲突的所谓“必然关系”纯属虚构，环顾世界，无论在人均GDP哪个数量级上，都有稳定和不稳定的国家。
也有人说不稳定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看一看村民为什么造反？群体性事件中把政府大楼烧了，车也烧了，抱着领导人要跳崖，是因为政府发低保，村里一共三千人，结果只有一百人能享受，其余两千九百人就不干了，吵起来。新加坡是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或者说是基尼系数最坏的地方，但是稳稳当当，最近发布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又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国家，但是它保持高速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列。
也有人说是因为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问题，不好好给老百姓办事。他们已经“五加二、白加黑”了，天天加班，还说要他们继续努力。问题是基层绝大多数公务员一辈子只能指望干到副科级，也就是乡镇副乡（镇）长、县局级的副局长，这些人凭什么要天天玩命干、把每一件事当自己的事干？我们常说人民的小事不是小事，都是自己的事，怎么可能都是自己的事呢？他的事就是他的事，我的事就是我的事。对基层公务员来说，上级让办的都是大事，服从上级，做好上级交办的事，才是自己的事，人民出现的事都是鸡毛蒜皮小事，不关自己的事，除非拆迁等大事，否则怎么可能是我的事？
还有人说不稳定是因为腐败导致的，有一点但不多。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群体性事件，实际不是因为腐败导致。“想发财的别当官，想当官的别发财”，这话我们觉得很正当，关键是当官的是否也认为自己不该发财？当官的能不能够不发财？我同事的结论是这违反人性，不可能。今天很多人入党，想做公务员也是为将来能发财，既要当官也还要发财。保障当官的生活水平高于本地平均水平，不发财了，他们可不可以？你们考虑，我没有答案。
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是与人民紧密打成一片的。有一个故事，一位省委宣传部部长，因为被他的下属勤务人员举报，用公家信封写家信，就下台了。今天听着是天方夜谭，在我们长大的那个年代，这不是天方夜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江苏苏南做博士论文调查，乡镇的一位司机对我说，“我们这的乡（镇）长不敢贪污，他贪污我都可以举报”。
腐败的大爆发没有多长时间，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以为腐败都是政治体制惹的祸，但是政治体制没变，结果腐败问题日益严重。
最近天天讨论什么民主、法治，什么顶层设计，好像几个聪明人设计一下，就能解决，其实天天嚷嚷的人最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