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与止损：俄罗斯应对叙利亚变局

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军事冲突中被新生力量严重打击，给俄罗斯外交造成惨重损失，这是俄罗斯决策层误判形势导致的结果，但在新形势基本明朗后，俄罗斯开始了纠正错误的尝试，努力减少损失。

误判：从最优选择滑向最差选择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是俄罗斯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长期盟友，叙利亚爆发抗议阿萨德统治的民众运动以后，俄罗斯以为存在三种可能：第一，阿萨德政权平息民众运动，保持对叙利亚的牢固统治；第二，阿萨德下台，进行政治重组，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但是整个统治精英群体基本不变，即也门模式；第三，阿萨德和整个统治精英群体被消灭，由全新的势力上台执政，即利比亚模式。

这三种选择之中，对俄罗斯来说，第一种最理想，因为一切照旧，一切原有的盟友关系保持不变，俄罗斯的利益毫发无损甚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二种差强人意，基本上还是和老熟人打交道，但不是阿萨德这样几十年的亲密朋友，同时要在新游戏规则下发展关系，俄叙同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俄罗斯的利益多少要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基本盘是能保住的。第三种是最糟糕的，自己熟知的政治结构彻底摧毁，自己熟悉的统治精英群体彻底消灭，俄罗斯的利益消失殆尽，灰飞烟灭。

俄罗斯特别渴望并倾向于相信事情会朝着第一种方向发展，因此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给予阿萨德政权很大的支持。起初，叙利亚确实存在这种可能，2011年3月叙利亚首次有民众上街抗议时，规模很小，提出的政治要求也很温和，只是要求改革，没有提出阿萨德下台的问题。但是，由于阿萨德政权对民众缓慢增长的要求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回应，叙利亚出现了政权更迭的呼声，在这种呼声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回应后，2011年夏，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斗争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其标志是反对派于当年7月29日组建了叙利亚自由军。同年8月23日，反对派组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政治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并随即获得了利比亚的公开承认，同时获得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暗中支持。

因此，到2011年秋，叙利亚形势发展的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已经消失，俄罗斯只剩下第二种和第三种选择。但是俄罗斯坚持按照第一方案开展工作，不愿施压阿萨德放弃权力，从而为由亲阿萨德同时也是亲俄罗斯的权力精英主导政治过渡铺平道路。于是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滑向日渐激烈的军事冲突，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到2012年冬天，反对派逐渐消灭了政府军在北部、东部和南部的众多有生力量，控制了大片国土，双方大量流血，对立与仇恨日渐加深。同时反对派进行了艰难的政治重组，于2012年11月成立了“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简称全国联盟），并迅速得到了包括法、英、美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承认。至此，叙利亚形势发展的第二种可能性事实上也消失了，只剩下第三种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丧失了两次机会，2011年7月以前劝说阿萨德进行根本改革的机会，以及2012年夏天以前劝说阿萨德下台由亲阿萨德即亲俄罗斯势力重组叙利亚政局的机会，结果俄罗斯在叙利亚变局中只能面对最糟糕的第三种选择。

原因：内政结构与外交思想

俄罗斯决策层在很多国际事务上都采取了十分明智的措施，为什么会在应对叙利亚变局上进退失据呢？

直接原因是俄罗斯误判了叙利亚变局的性质。叙利亚变局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部煽动的？即，到底是国内民众要求变革，还是外部势力煽动民众起来干扰政权？这不仅在叙利亚存在争论，在俄罗斯也存在激烈争论，而对此问题的判断会决定对局势发展的评估。如果是外部势力的煽动，那么通过对外部势力的有力阻击，必能平息局势。没有内部民众的起来，就是强大的美国也不能通过外部压力和煽动推倒让美国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古巴卡斯特罗政权、伊朗宗教政权、苏丹巴希尔政权……即使几十年如一日施压和煽动也不行。美国尚且不能通过外部施压和煽动改变别国政权，更不要说世界其他国家能够通过外部施压和煽动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政权了。因此，如果认为叙利亚民众的抗议主要是由于外部的煽动，那就无须担忧阿萨德政权的命运，被煽动的民众抗议只是短暂的干扰，完全可以压制下去。

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对判断动荡的内生性或外生性造成了新的困难，不同于突尼斯、埃及、也门以及利比亚初期明显缺乏外部煽动的动荡，叙利亚动荡在发生后不久就出现了外部势力的影子，土耳其很快成为叙利亚反对运动的后方基地，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对反对力量的支持也非常明显，所以叙利亚动荡主要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脱离席卷中东的民众推翻长期独裁者的区域性浪潮，孤立地看叙利亚的案例，认为叙利亚动荡是由于外部力量煽动所致，并非毫无根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决策层似乎作了叙利亚动荡为外生的判断，并对阿萨德政权能够挺过这场乱流有充分的信心。这种信心也有俄罗斯的内政根据。俄罗斯从2011年底杜马选举，到2012年3月总统选举，多次发生了1992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民众抗议，俄罗斯权力阶层认为这些抗议主要是由于西方势力的煽动，并成功压制住了这些抗议，因此，俄罗斯没有理由不认为阿萨德政权能够成功压制住外部势力煽动的民众抗议。加上俄罗斯实质上的单中心体制与叙利亚的单中心体制具有天然的适配性，俄罗斯不愿意叙利亚体制改变成自己不熟悉的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体制。

俄罗斯对形势的误判不仅有内政的根据，而且还有外交的原因，即，俄罗斯认为在利比亚问题上遭到了西方欺骗。俄罗斯认为，北约在法国的带领和美国的幕后支持下过度操作了安理会1973号决议，是一种欺骗。决议本身用词模糊，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根据过往的惯例，应该是当事方出现违反决议行为后，国际社会加以制止，换句话说，应当是被动应对的。但是北约却把1973号决议操作为主动出击消灭卡扎菲的军事力量。这令俄罗斯十分愤怒，并刺激了长期以来隐伏在俄罗斯现领导层的另一个反西方的深层愤怒情绪，即认为是西方的阴谋导致了普京所称的谁不为之悲痛谁就没有良心的苏联解体。这种愤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对叙利亚动荡发生后应该如何处置的判断，西方的一切动议都引起俄罗斯的彻底怀疑和坚决反对。实际上，阿拉维派精英完全消失于更迭后的叙利亚政局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尽管要推翻阿萨德，但并不希望逊尼派一口吞下叙利亚的全部政权，因为西方始终不放心宗教色彩浓厚的逊尼派主要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西方需要阿拉维派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牵制穆斯林兄弟会。但是俄罗斯处于与西方的严重对立状态，没有看到自身与西方在保存阿拉维派影响力上存在共同利益，也就拒绝了西方的一切解决方案与合作动议。

后果与止损

形势误判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俄罗斯相继失去了最优和次优选择，不得不面对最差的第三种选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外交触角在军事冲突中被逐渐消灭，几十年辛苦经营的政治经济同盟基础很有可能被清扫干净。有报道指出，俄罗斯准备撤出在叙利亚的几万侨民，包括成千上万与叙利亚联姻的侨民，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叙利亚外交联系的连根拔起，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损失惨重的局面。

俄罗斯的叙利亚噩梦还不止于此。俄罗斯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受到了连带的损害，因为阿拉伯世界普遍同情叙利亚反对派，憎恨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必然引起阿拉伯许多国家和民众的反感。这种反感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效应。2012年夏，俄罗斯在沙特阿拉伯举办的招商会受到该国商人的一致抵制，招商会在空无来者的局面下结束。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更可怕的是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问题。北高加索的宗教势力对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多有不满，该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不时发作，其极端分子已经发动了多次恐怖主义袭击。因此，如果叙利亚出现敌视俄罗斯的政权，有可能支援北高加索的分离势力，对于俄罗斯绝不是好消息。

除非叙利亚由于逊尼派内部不团结而出现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相互牵制、无暇他顾的局面，否则对于俄罗斯来说形势是严峻的。因此，俄罗斯不能不改弦易辙，努力减少和停止损失。止损的措施是拉开与阿萨德的距离，并逐渐接近反对派。这个工作从2012年12月3日普京总统访问土耳其开始，普京在那里公开声明：“我们不是叙利亚现政权的卫士。”12月14日出现了后来遭到否认的俄罗斯副外长波格丹诺夫承认反对派可能取得胜利的报道。12月20日普京总统举行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大型记者招待会，在被记者问到叙利亚问题时，他说：“我们清楚那里发生的情况，阿萨德家族执政40年，当然需要变革。”他还表示，俄罗斯对叙利亚民族命运的关注胜过对阿萨德个人命运的关注。12月21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欧洲新闻电视台采访时称，莫斯科准备与全国联盟开展工作。他说：“我们不需要承认任何组织，我们与所有反对派团体都保持工作联系。我们还准备与全国联盟开展工作，与将在这一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其他任何团体进行合作。”尽管俄罗斯一再表示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然而事实上俄罗斯的表态和行动已经开始了密集的微妙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