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不平等正在阻碍经济复苏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在本次大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辩论议题均让我深感担忧：经济增长长期低迷，且1%美国人和其余人群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不仅仅是结果不平等，还包括机会不平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着不平等性升至大萧条以前的最高水平，想要在短期内实现强劲增长将十分困难；同时，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换取好生活的“美国梦”也在缓慢死亡。
政治家们通常把不平等上升和复苏乏力当作两种相互独立的现象来讨论，但事实上它们是相互缠绕的。不平等会扼杀、束缚和抑制增长。就连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学人》也在10月份指出，不平等性已经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东西已经完全出问题了。在过去40年里，美国的不平等性不断扩大，且经济已经受了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采取任何行动。
图：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
之所以说不平等正在阻碍复苏，有四个理由。最直接的理由是，中产阶级过于疲弱，无法支持消费增长，而消费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在2010年，顶层1%的人群占据了93%的收入增长；而中产家庭——最有可能进行消费、而非储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创造了就业的群体——其家庭收入在经通胀调整后反而比1996年还要低。危机前10年的增长是不可维持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底层的80%人群的开销占到他们收入的110%。
第二，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已出现空心化，且这一现象仅在90年代被短暂打破。空心化意味着中产阶级不再有能力对未来投资，包括让自己和小孩接受更多教育，展开或改进业务等。
第三，中产阶级的疲弱状态也使得税收收入减少。特别需要指出，顶层收入人群在避税和获取税收减免上十分在行。不久前达成的协议，虽然使得个人年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上、家庭45万以上者恢复了克林顿时期的边际税率，但仍无助于改变现状。相比于其他收入，华尔街投机回报面临的税率要低得多。税收收入过低意味着政府无法对一些重要领域进行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和健康领域等，而这些对于恢复长期经济力道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与不平等性相关联的，是更频繁和更严重的繁荣/衰退交替周期，而这将使得经济更加动荡和脆弱。虽然说不平等不会直接引发危机，但上世纪20年代的事件绝不是巧合，当时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非常高，以至于最后以大崩盘和大萧条收尾。IMF已经指出，经济不稳定和不平等之间存在系统性关联。不过，美国领导人似乎尚未吸取教训。
不平等性的飙升意味着，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条件受限的家庭，他/她就可能永远无法发挥全部潜能。在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富裕国家，孩子们超越父母的可能性要比美国更高。在美国，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小孩生活在贫困中——这在发达经济体中是第二糟糕的，甚至落后于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希腊。
我们的社会也在压榨其最宝贵的资源：年轻人。曾经，怀抱着寻求更美好生活的梦想，许多海外移民来到美国，而现在，这一梦想正被巨大的收入和财富鸿沟击碎。托克维尔曾在19世纪30年代发现，平等主义脉冲是是美国人性格的本质，但如果他知道今天的情况，大概要死不瞑目了。
即便我们视而不见，忽视不平等对经济的影响，我们也仍将担心其对社会和政治带来的伤害。经济不平等造成政治不平等，并使得决策过程出现问题。
虽然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帮助所有美国人，但遗憾的是，经济衰退、以及衰退的应对措施已经使得问题恶化。2009年，我们把巨额救助资金注入了银行业，但就在当年10月份，失业率上升到了10%。今天的失业率（7.8%）看起来好一些，但这部分是由于一些人离开劳动力大军，或是从未步入；再或者，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全职工作，只能接受兼职。
高失业率也使得工资无法上涨。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已出现增长停滞，甚至是下降。2011年一名普通男性工人的工资（32986美元）还不及1968年（33880美元）。同时，税收收入的下滑也使得州和地方政府被迫削减服务，而这些服务对中层和底层人群十分重要。
房子是大多数人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房价大跌，家庭财富也急剧缩水，特别是对于那些为买房而背负大量债务的人来说。房价大跌后，许多人的家庭财富只剩下负值。2010年，美国家庭财富中值从2007年的126400美元降至7300美元，缩水近40%！此后仅略微反弹。
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的同时，学费却在飙升。目前美国学生上学主要依靠贷款，而学生债总额已高达1万亿美元，并在2010年首次超过信用卡债务。
学生债几乎永远不可能消失，即便是在破产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如果父母共同签署了贷款，那么即便是他们的小孩离世，这些债务也不会免除。即便是学校误人子弟，无法给他们带来工作，这些债务也仍将存在。
除了把巨额资金注入银行业外，我们当时还可以选择从底层重建经济。我们应该对那些房屋价值已经资不抵债的人们减记债务，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作为交换，我们可以让银行在房价复苏后获得一定回报。
我们本该意识到，如果年轻人失业了，那么他们的技能就会萎缩。我们本该让每个年轻人上学，接受项目训练，或是工作。但相反，我们却任由年轻人失业率升至全国均值的两倍水平。富人的孩子们可以去上大学或研究院，或是参加无报酬实习，来丰富自己的简历。但中层和底层的孩子就不可以。我们给未来种下了更加不平等的种子。
当然，奥巴马政府并非唯一的指责对象。乔治·W·布什总统在任期间实施了大幅减税，且发动了耗资庞大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这使得政府“储蓄罐”被掏空，同时加剧了不平等。而现在，共和党人开始强调财政纪律，其形式就是坚持对富人实行低税率，同时减少对穷人的服务，这真是极度虚伪。
人们会为不平等找各种借口。一些人说，这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它受到其他市场力量的影响，譬如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技术革命、“其他国家的崛起”。一些人断言，只要对它采取行动，就会影响到早已吱吱作响的经济引擎，导致所有人情况恶化。这些都是自私、无知的谎言。
市场力量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我们塑造了它们。其他国家——譬如经济快速增长的巴西——已经使得市场力量起到降低不平等、创造更多机会和更高增长的作用。一些国家虽然比我们穷得多，但它们却决定，要让所有年轻人获得食物、教育和医疗保健，使他们能够实现理想。
我们的法律框架及其执行方式给金融部门提供了更多漏洞，企业执行长们能够获得不正当报酬，垄断企业也能够利用权力集中来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
的确，市场认定一些技能价值高于其他技能，因而那些拥有这些技能的人会做得更好。的确，全球化和技术提高使得一些制造业岗位减少，并且这些岗位永远不会再重新回来。全球制造业就业正在收缩，而这仅仅是因为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如果我们真的成功“拯救”了这些制造业岗位，那也仅仅可能是把高报酬岗位变成了低报酬岗位——这根本算不上是长期战略。
全球化，以及追求全球化的不平衡方式，已经使得工人们失去议价能力：企业可以威胁搬到其他地方，并且税收法一般都特别青睐海外投资。这反过来也削弱了工会。但那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为有效的国家，就像德国和瑞典，拥有强大的工会，以及强大的社会保护系统。
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已经开始，我们必须直面现实，即如果政策不直接针对不平等问题，那么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强劲的复苏。我们需要一个综合性应对方案，它至少需要包括：在教育上大力投资，采取更有成效的税收体系，同时对金融投机征税。
好消息是，我们的思想已经发生转变。从前的问题是，为了换取更多一些公平和机会，我们愿意牺牲多少增长；而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正在为不平等付出高额代价，减轻不平等和促进增长是互为联系、互为补充的目标。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的领导人，应该鼓足勇气，拿出远见，来应对这一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