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仕途从此装满“摄像头”
重庆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26日上午开幕。8名党政官员（4名新一届重庆市人大代表，4名列席大会旁听官员）以“请假”形式被排除在大会之外。
这8名“请假”官员数天前均因卷入了不雅视频丑闻被重庆市委按干部管理权限予以免职。同批因卷入不雅视频丑闻遭免职的官员共有10名。其中厅官9名，处官1名。这10名官员都属“雷政富事件”继续发酵而被带出的“泥”。
在执政党整顿官场风气的历次运动中，因一宗性丑闻案件而一家伙摘掉11名官员的乌纱帽，在新中国历史上被公开报道的很可能绝无仅有，放在世界上恐怕亦十分罕见。
几天前，重庆市就此事件发布新闻，随后刊登于当地报纸的新闻通稿只提及被免官员的总数，而没有涉及这些陷入性丑闻泥淖者的工作单位、官衔和姓名。
网络舆论显然对此很不满意，认定重庆当局有意为这批不争气的官员护短。笔者不认同这一看法。相反笔者以为，在事件尚处于调查处置阶段时，重庆当局的免职决定只是处理适才迈出的第一步。等到该事件水落石出之后，进一步的处罚必将就是否公开他们的身份等信息做出抉择。简言之，这中间仍须划定一道程序正义需要信守的底线——也即人们常说的依法办事。
未了，第二天就有媒体抢先公开了10名被免职官员的身份信息以及遭受“性讹诈”的种种故事。眼见事已至此，或许出于抢新闻的考虑，有中央媒体亦紧随作了同样的跟进报道。于是，陷入被动的重庆当局只能放弃“程序”，以“请假”的名义公开了其中8名被免职官员的身份信息。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福尔摩斯。就算重庆官方暂不公开10名免职官员的身份信息。在坊间，在他们的工作单位及各自的人际社交圈内，他们的“大名”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是，既然我们执意构建法治社会，惩罚的程序正义还是要讲的。
在这一呈群体特征的性丑闻事件中，必要且必须的惩罚程序正义是：一、市委先行作出免职决定；二、纪委介入，对免职官员实施调查；三、依据党纪政纪处罚条例对性丑闻官员实施最高程度为“双开”的纪律处罚；四、若还涉及其它诸如受贿贪腐等犯罪嫌疑，则移交司法部门立案侦查……直至接受法律惩处。
如果严格按程序走，重庆市纪委只须对被“双开”的涉丑官员公开身份信息。若其中某些官员的处罚不到“双开”等级，则只需在官场内部予以通报。放在今天的社情民意下，如此走程序多数舆论肯定不满意，但既然讲法治，就应该如此办理。至于这类针对官员的“程序正义”是否合理？哪是另一个可讨论、可质疑、可要求更改的问题。但在作出更改前仍须按现有程序操作。
现如今，提前公开10名涉性丑闻官员的身份信息，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除了“性错误”之外并未其它劣行的官员，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尤其对他们的家人，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伤害更大。简单讲，天下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子女会默许、更不会放纵自己的父亲去出此“大丑”。
笔者是文革年代的过来人。当年，对犯有“性错误”的男女当事人，通常的做法是带高帽、挂破鞋、拉到街头示众揪斗。再对比上文的现实事例，在重庆市纪委尚未对10名“涉丑”官员作出进一步的调查惩处前，前提公开他们的身份信息，其后果类似于现代版的游街示众。这样做，与法治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都是相悖的。
尽管笔者相信民间有强烈的把这10名“涉丑”官员彻底搞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出气情结”，但假如我们共同认定中国必然建立起一个真正讲法制（治）因而是理性和谐的正常社会，媒体和广大网友，必须摒弃“选择性对待”、“选择性讲程度正义”的、无益于社会进步的情绪和冲动。
当我们都冷静下来，大伙其实应该都能想到并体味到，这起轰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官员群体性丑闻事件，不仅仅是雷政富等11名官员的悲哀，它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哀。同样的道理，它们也不只是雷政富等11名官员的官德扭曲，包括整个互联网上围绕此次事件的情绪宣泄同样有诸多令人遗憾的扭曲。
处于转型的中国，一拨又一拨的官员出事并不奇怪。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行动的加力（只要这一进程不虎头蛇尾），会有更多的“问题官员”被揪出来。作为整个官员群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舆论之所以如中头奖般地渴望更多的官员出丑倒台，并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集体喝彩，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特定社会现象。前文中笔者提到“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哀”，其缘由就在于此。这种集体悲哀的“基质”是什么？尤须整个官员群体认真反思。
一言以蔽之，就是各级官员权力过大、待遇过优、福利过多、滥权过甚。由此造成一系列社会不公不断积累，与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差距越拉越大。当这一反差不断发酵和叠加，而互联网正好为不满情绪释放提供了前所未及的方便与快捷时，整个官员群体，不论是带“长”的，还是一般办事的，所有人的仕途从此都被装上了“摄像头”。
既然“摄像头”已无处不在，那么，只要不受贿而生活作风无关痛痒的“官场潜意识”，就有了果断抛弃之迫切，假如官员们再不识时务，你们的职业风险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仍将以大大超越你们预料的规模和范围持续释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