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少了些什么？

2012年2月，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Sino-Americana，【1】这个题目一语双关，要确切翻译成中文，有点困难。于是我想到最近有一个词很热，就是“中美国”（Chimerica），也许可以套用一下，把Sino-Americana翻译成“美中国”。因为这篇书评讨论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第二本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论中国》（On China），还有一本是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三本书都是美国人写中国（人）事，而且这几个美国人写书时身份是学者，实际上却横跨政学两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就不用说了，傅高义曾经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工作过，陶涵是资深的美国外交官，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人）事往往是被自觉地摆放在“西方视野下”（“Under Western Eyes”），而且总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追问“中国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China - what's in it for us?”）虽然安德森没有用诸如“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主义”等更严厉的字眼来批评这些著作，但很显然他对为迎合“中国热”（Sinomania）——这是安德森另一篇书评的题目，讨论的也是三本有关中国的著作【2】——纷纷出炉的书籍颇为不满，于是称其为“美中国”式的著述（“they are Sino-Americana”），也即呈现出来的只是“美国眼中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很有一些距离。

就拿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来说吧，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还是简单地套用“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框架，譬如在书的最后一章讨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之于转型期中国有何意义时，依然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来证明传统中国的闭关锁国：“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3】完全无视近年来的研究纷纷指出，用现代化叙事来解释“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误读。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重新把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放到18世纪的中英历史背景加以考察，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并非西方和东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持有不同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帝国之间的较量，英国试图将“主权平等”的观念用于中英关系，而中国则以“差序格局”的理念来应对与英交涉。由于彼此不让步，导致了清朝最终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诸多要求。【4】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马戛尔尼使团事件”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自由贸易”原则，这条如今已经被世界普遍接受的原则，“在18世纪是否像今天这样，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方式。很显然，如果所谓‘自由贸易原则’在18世纪的国际关系中仅是一种西方争夺贸易垄断地位的话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乾隆坚拒英国的贸易要求看做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呢？”【5】

然而傅高义对这类复杂的现代性叙述似乎毫无兴趣，他只满足于线性地展示从“传统”到“现代”的直接变迁。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作为历史学家的安德森对《邓小平时代》颇有微词，其中之一就是：“在近900页的书中，只有30页叙述了邓小平前65年的生活”，这样一来，人物就完全失去了历史背景，似乎邓小平一出场仅仅是“文革”的受害者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者，没有显示出他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和建设者，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

安德森对傅高义著作的批评提醒我们，如果要讲述好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故事，就必须把握住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对于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来说，他完整地经历了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20世纪中国革命，并最终投身到这个伟大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尽管在傅高义的笔下，“辛亥革命”无论对中国，还是对邓小平，好像都意义不大：“到邓小平1904年出生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已是积重难返，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1911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占领了湖广总督和第八镇统领的官署，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帝国体制随之土崩瓦解。1911年的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倒不如将它称为‘崩溃’更为恰当。它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力量带来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体制失效作出的反应。”【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