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崩溃论又来？中国经济很稳定！
2012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一年。在经济依存度不断上升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外部世界的状况。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经济继续保持“低就业复苏”的态势，几年的弱增长创下了二战以后历次经济复苏中最乏力的记录；欧洲经济更加不堪，欧共体的许多国家已经再度陷入衰退，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在2013年来临之际，美国的“财政悬崖”和“公债危机”依然有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欧洲的“债务危机”也仍然看不到缓解的尽头。
艰难的国际经济形势无疑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挑战。刚刚从2011年通货膨胀阴影走出来的中国经济，在2012年一开始就被经济减速的巨大压力所困扰。虽然整体经济没有出现“硬着陆”，房地产市场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崩溃”，但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由于内外因素而下降。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已经从“10%的年代”进入了“7%的年代”，未来几年“增效率、调结构”的任务仍将非常艰巨。
2012年的“低通胀、中增长、高物价”
近年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高点是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长一直沿着下降通道下滑：先是2010年第三季度的“破10”（增长9.6%），接着是2011年第四季度的“破9”（增长8.9%），然后是2012年第二季度的“破8”（增长7.6%）。2012年第二季度时，各个方面的压力已经非常明显。上次经济增长波动的高点是2007年第一季度的13%，最底点是2009年第一季度的6.2%，所以许多人担心，这次有可能出现“高点更低，低点也更低”的局面，以至于使2012年下半年出现“破7”甚至“破6”的情况。
经济增长由净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部分构成。中国出口的增长从2009年第二季度恢复到2010年第二季度后就开始持续下行，沿海地区的许多出口企业早就出现了“订单荒”。2012年9月12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包括加快出口退税、扩大融资规模、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优化外贸市场布局等八项具体措施，希望稳住出口的大局。
投资方面，从2012年9月开始，“发改委”对投资审批进行紧急松动开闸，仅9月5日、6日两天，就批复55个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其中有33个轨道建设项目、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7个港口航道项目）。与此同时，各省区也借着“稳增长”的要求制定投资计划，出现了“地方版4万亿”说法。2012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因此开始回稳。
消费方面，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缓解，消费物价指数从2011年的5.4%下降到了2012年第三季度的1.9%，全年有望保持在2.5%左右。更加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初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有开始加快的迹象，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9.8%，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长12.3%，双双超过了GDP的增速。2012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量比经济增量）已达到55%，超过了同期投资50.5%的贡献率，这是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此外，为了解决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收入分配问题，2012年10月国务院提出将很快发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试图通过“提低、控高、扩中”的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以进一步提振内需消费，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打好基础。
2012年第三季度的实际增长最终稳在了7.4%，第四季度的各项指标也在连续7个季度下行后出现了回稳，预计2012年的实际增长能够达到7.7%左右。如此，中国政府2012年“稳增长、稳物价”的两大任务得到了落实，增长7.5%的目标和物价4%的目标都得以实现。正是由于经济增长没有出现“破7”甚至“破6”的险情，2012年新增1100万的就业人口的目标提前在9月份顺利完成，失业率也稳定在4.6%（GDP在3%以上时一般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一个百分点）。
但是，中国经济在“中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低通胀、高物价”的奇特现象。许多地方的人们发现，不少日常物品价格依然昂贵，这与人民币汇率和价值的上升形成了奇怪的反差。一种解释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市场主体提高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推动了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但是，由于消费心理、折扣习惯和国内产品质量（如奶粉）等方面的原因，进口产品的价格存在“汇率作用低于需求作用”的问题而居高不下，国内日常物品则存在“防折扣”的心理和劳动成本的上升而普遍出现了高标价。总之，农业连续9年丰收以及国家外汇储备达3.3万亿美元的好处，似乎很难传导到一般人的购买力上，连严厉调控下的房价也没有出现任何普遍下降的迹象。
“十大结构问题”与“五大改革红利”
如果说，“低通胀、高物价”的矛盾是一种微观感受的话，那么，“稳增长、调结构”的矛盾则是一个更加突出的宏观问题。实际上，当稳增长和保就业被当成重点任务的时候，调结构的任务往往就会被搁置。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大掌控能力和行政支配能力，也往往体现在调整经济总量而不是经济结构上。所以，在2013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进出口结构、投资消费结构、贷款流向结构、产业结构、价值链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人口结构、收入结构、中央地方债务结构等“十大结构问题”仍将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结构问题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总量问题，结构问题的长期搁置势必会抑制“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实现。例如，中国经济中的“人口红利”现在已经接近于消失。“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老龄人口需要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率比较低，有利于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目前约1.5）、“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目前约5‰）和“人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这些当然与30多年来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
“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就业的压力，但也会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经济效率的提高，即更多地依靠“改革红利”。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就是“改革红利”，靠的就是“鼓励生产性努力、抑制分配性努力、消减破坏性努力”三个方面的制度变革。目前，新的制度变革必将集中在“人力、土地、资本”三个基本生产要素上，涉及扩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包括减税）、破除产业垄断、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等等。
如果新的制度变革能够顺利启动，未来几年的“改革红利”将会突出体现在“区位红利”、“产业红利”、“内需红利”、“价值红利”和“城市化红利”等五个方面。
“区位红利”指的是倾斜政策的增长效应逐渐向中西部转移。目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GDP中的比例大约是60：25：15，中西部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2012年，工业增加值、就业、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等方面的增长，西部和中部都超过了东部。未来几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内，中西部追赶产生的“区位红利”无疑将通过GDP的比例均衡而有利于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势头。
“产业红利”指的是第三、第四产业（服务及研发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中国的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大约是1：5：4，研发产业、特别是民间研发产业仍处于发育阶段。一般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重都接近70%，而且民间研发产业在经济创新中起主导作用。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仍有巨大的空间。
“内需红利”指的是出口外向型经济朝内需-外需均衡发展所产生的增长效应，“价值红利”指的是低附加值加工产品的价值升级导致的增长效应。这两个红利与中国当前的“粗放外向型”经济特征相关，经济转型的内容主要就是从“粗放外向型”逐步向“精细平衡型”过渡，从而改变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偏高、低附加值加工产品出口占出口贸易的比例也偏高的现状。中国在2009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1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贸易的第一大国。进入WTO后的“外贸红利”向“内需红利”的转化，最终还有赖于分配体制的改革结果（依靠的是财政而不是货币政策）。2012年，中国国内的消费保持在13%以上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汽车、住房、旅游、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消费信贷和消费结构升级也有明显贡献。
最后，“城市化红利”是“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的一个重要替代。中国城市化比率已经在2011年底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已经历史性地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照一种保守估计，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投资需求将增加40万亿元左右。“城市化红利”还意味着户籍与居民公共服务都会发生变化，这对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包括住房、汽车、信用消费）都会有积极影响。
2013年中国经济展望
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不会突然逆转，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也不会一帆风顺，所以2013年的中国经济仍将是“有忧无险”。2012年末，中国股市在连创4年来的新低后反弹，这或许会给2013年的经济减少一些悲观气氛。但是，由于企业机制、融资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股市的波动很少与经济增长同步。
2012年，中国央行执行了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两次降准和两次降息，并多次通过逆回购等公开操作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在2013年，预计中国新一届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宽财政、稳货币”主基调不变。鉴于2013年世界经济在增长率、通胀率、债务水平、贸易增长等方面都面临较大压力，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长或将保持在7.5%左右的水平，同时，在经济效率、市场秩序、“环境透支”及分配改革等方面仍会有大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配改革与“内需红利”的可能出现，另一方面也会加大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所以，“稳增长”对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往往由于工资成本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科技研发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而陷入的经济停滞期。除了“稳增长”之外，提高效率和经济转型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要害。
按国际货币基金（IMF）的预测，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上升至50.8%，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的中国无疑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领头羊。如果说中国在科技研发上还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的话，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便是抵消工资成本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的亮点。总之，中国房市崩溃或经济崩溃之类的预言显然过分夸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