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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东晋为鉴,公知清谈误国

2013-01-10 15:24:36 作者: 薛理泰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众多公知倡言的政治改革,估计习、李新政是一定会启动的。症结在于如何对政治改革下一个定义,以及北京实施政治改革的时间、规模和步骤。有一点是肯定的,亦即在北京高层心目中,尽管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却是选择合适的时机有序地进行,而且必定是在局部范围内,先易后难、自上而下地进行。

十八届中共中委、候补中委研讨班5日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讲话时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道路问题”同过去所说的“路线”、“方向”的问题异曲同工。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确定了国家究竟走什么道路,是审慎的战略规划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战略规划或者称为顶层设计,其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如果战略规划正确,因时、因地制宜,下面执行不得力,不过是成绩大小的问题,仿佛一叶破舟顺流而下,依然能够达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境界;假如战略规划错误,逆时代潮流而动,下面执行越是得力,后果越是严重,犹如一艘新造的帆船逆流而上,毕竟事半功倍,甚至等而下之。

中共十八大以后将走什么道路?诚如习近平指出的,简言之,就是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在习近平上位以后首访深圳,上溯当年邓小平的足迹,追思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足以略见一斑。

至于众多公知倡言的政治改革,估计习、李新政是一定会启动的。症结在于如何对政治改革下一个定义,以及北京实施政治改革的时间、规模和步骤。有一点是肯定的,亦即在北京高层心目中,尽管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却是选择合适的时机有序地进行,而且必定是在局部范围内,先易后难、自上而下地进行。

上月31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这说明了两点:一是深化的改革开放要受到领域、地域和时间的制约,即使延伸到政治层面,毕竟也是局部的;二是谋定而动,战略规划必须先行,然后才能进行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遑论如若干公知所言,全面的政治改革应该立即发轫?

习近平在研讨班上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是两个历史时期,却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其实这段话是针对当前中国思想界左、右两派争论不休的现状有感而发。无论改革还是开放,均以政治稳定为前提。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概念。说白了,习氏所言,其意是指当前中国崛起的进程正处于一个关键节点,各方应该持有不争论、不折腾的立场,以免陷于新一轮的清谈误国的历史怪圈。据信,这也是他一再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底蕴。

一般说来,“空谈”泛指坊间行为,推及执政层面,就成为“清谈”了。“空谈”姑且不说,而士大夫阶层一度热衷的“清谈”,则误国尤甚。

魏晋时代,士大夫崇尚清谈。西晋大臣王衍才华横溢,谈论精辟透彻,神态从容潇洒,曾任司徒、太尉等要职。他享有很高的声誉,世人倾慕。他精通玄理,专以谈论《老子》、《庄子》为事。倘若他发现所说的道理或有不妥,就予以更改,且能自圆其说,世人称他为“口中雌黄”。凡是求仕进的年轻人,纷纷景慕仿效他的行为,成为世间风气。许多士大夫认为他应该做士族的首领。

西晋末年,王衍眼看天下将大乱,不从国家利益着眼,却只图自保。他设法任命族弟王敦为荆州刺史。荆州物产丰饶,王敦又手握重兵,与国都位于建康(南京)的东晋朝廷相抗衡,一度攻入建康,逼死晋元帝。琅邪王氏在东晋声势显赫,一时号称“王与马(指东晋皇族司马氏),共天下”,当溯自王衍的下子布局。后来王衍规划大计失误,被没有什么文化的石勒(后登基成为后赵开国帝王)捕杀。

王衍去世几十年以后,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在中原登临远眺,曾经感慨地说:“国土失陷,中原百年来成为一片废墟,王衍等人摆脱不了罪责。”桓温是指王衍没有什么功绩,遇事逃避责任,只知道清谈和自保。

当时学者痛定思痛,都评断魏晋时代清谈之风愆尤甚巨,终至于误国乃至亡国。时隔一千七八百年,近来有学者翻案,认为西晋亡国,招致五胡十六国的乱局,与清谈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这可能也是现代清谈的表现形式之一吧。

读者诸君浏览一下中国古代史,当可以发现凡是朝野囿于清谈的氛围,则必然招致误国甚至亡国的惨痛结果。对此,屡试不爽。

原标题:《北京高层回归“不争论”》

责任编辑:华新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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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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