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

（本文系旅美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先生2011年“百年清华，中国模式”学术会议上的讲稿节选，全文见后）

许多中外学者在谈到中国模式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把中国模式看成是一个否定改革前三十年的一种发展模式。基于这么一种静态的看法，难免会得出一种非历史的结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今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当初为何要扼杀民营企业和市场？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的国家，仅仅用静态的方式是无法解释其发展模式的。事实上，中国模式有着自身内在历史逻辑，这个内在逻辑由三个历史阶段有机组成：这就是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工业的独立；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补的形式解决民生问题。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中国模式。

一，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前创立了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告别封建主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但是，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国家，有着从未中断的漫长文明，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是很晚的事，一直到1949年才算真正确立。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革命，并不仅仅是指国家政权的更替，并不仅仅是指国际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更不能仅仅理解为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共产党自己的政权。从宏观历史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斗争，完成的是中国由近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过渡，完成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国大业。

中国的现代民族建国之路发端于辛亥革命前后，挫败于民国初年，再次兴起于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在抗日战争中达到民族建国的高潮。抗战后，国共两党都试图完成这个民族建国最后阶段的任务：对外，摆脱所有世界列强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欺压和控制，对内，把国家政权的力量深入到全国所有的疆域和农村村落。在国共两党的角逐中，共产党最后依靠平民大众的力量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建国大业。1949年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外实现了独立自主的主权，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无法实现的；对内，中央政府的政权一直深入到了所有的边疆和农村村落，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政府无法实现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称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实质上就是宣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在中国的现代建国过程，中央集权制度居于核心位置。透视中国现代建国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本质实际上是以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式来实现现代建国。所以，中国的现代建国过程同时也是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国家形式的过程。

中国知识界对中央集权制度一直存在很多误区，一些人常常把中央集权制度等同于中央专制制度。实际上，这是对中央集权这个概念的误解。中央集权主要是指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即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这种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是相对于封建和联邦这两种制度而言。一个国家，只要不是封建制度和联邦制度，大多属于中央集权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集权和单一制基本上是同一个含义。所以中央集权跟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并无必然联系。

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除了美国这个特例，在一开始都是通过中央集权形式建立起来的。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所有这些先发国家得以完成现代建国的关键。与欧洲和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当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下被迫割地赔款的时候，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大都把中央集权制度和腐朽的清王朝绑在一起，视为同一个要为失败负责的东西。这种思想的内在逻辑很直接：中国应对这一场大变局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中国的当权者——清王朝，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都要承担历史的责任。中国要救亡图存，要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必须要抛弃二者。由于抛弃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多数西方先发国家的建国形式，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事实上沦为了一个不具备国家主权的地理名称。革命不仅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反而把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二十世纪的中国先贤们在粉红色的幻梦破灭后才开始醒悟到，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无法抛弃的政治传统，更是现代建国唯一有效的国家构建形式。从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以武装力量重建中央集权制度、以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的道路。所以，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既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以共和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

1919年的到1949年由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实质上类似于借壳上市，也就是说中国产党人借用由苏俄传入的共产主义理论，发动下层民众，由工农革命来实现现代民族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中国人经过辛亥革命后的奋斗发现，重复西方国家的道路最终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要想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融入西方世界。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却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让中国永远停留在半殖民地状态是最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所以，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由于西方国家的态度，当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谓“救中国”，就是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在1949年的现代建国奠定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这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性，这也是孙中山当年所追求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所有后发国家的发展路径看，国家是否具有独立自主性是一个最为根本的关键。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在名义上摆脱殖民统治后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独立的国家主权是一个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中脱颖而出，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成功地学习了源自于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用社会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建国。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