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增加中央权威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土地是稳定第一要务

记者：你认为，因为基本土地制度改变——主要是“新增人口不分地”，导致了现在城乡矛盾的集中，怎么理解?

温铁军：现在所谓“80后、90后”的农民的父母大多四五十岁，尚处于农业劳动力的主力状态，占9亿户籍农民人口的多数，在“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政策前提下，就意味着这部分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结构性过剩问题的恶化。再加上，现在农村的教育培训很多是进城打工的技术培训，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很难再融入农村生活，成为一种城市边缘人。其中大部分在城里不愿意当产业工人，而让他们回乡在农场中变为农业工人，也还是一个把小有产者变成无产者的思路，只有站在资本的立场才有这种思路，但这种思路不能保证长治久安。

记者：农民的地权问题如果能得到落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无产化的后果?现在好多问题都纠结在土地上了。

温铁军：当产业过剩的时候，产业领域的投资者不可能获得社会平均收益率，于是资本就离开产业，变成一个异化于产业和社会的金融资本，这种异化的金融资本最可能直接结合的就是地产资本，地方政府由于从来都是拒绝跟中央政府分享土地变现收益而成为最鼓励这种结合的政治权利。因为我国现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中央因为要承担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责任，而要保证粮食安全、农村稳定等，所以三令五申禁止滥征滥占农民土地，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长期亲资本政策已经形成“路径依赖”，再加上金融和地产之间的结合在任何体制下都是天衣无缝的，中央实际上没有手段去控制这种紧密结合。由此，出现宏观调控的两难：现在中央如果强力控制地产价格暴涨，那地方政府圈地套现获取实际资金额度和收益就会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累积债务危机就会爆发;如果不调控地产价格，就会出现类似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遭遇泡沫崩溃的结果。这个两难的调控到现在为止还是两头受气，中央政府的平衡术已经做到极致了，已经很艺术了。因此，今天的土地问题根本不是私有化不私有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破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结合的国际性难题。

记者：那么你认为，未来中央和地方以一种怎样全新的政治安排，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温铁军：中央想增加政治权威、想要号令公司化地方政府的条件目前不具备。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按西方体制如何重构的问题，而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这八个字，是中国当今政治体制的核心弊端，它其实是延续了几千年都在不断发生的中央失控，根本不是简单照搬国家史才300年的美国或者更短的西方政治制度就能解决的。这是对十八大后新的领导集体的真正考验。

记者：在新的政治安排没有完成的时候，土地制度应该怎样改革?

温铁军：与农民和村社权益高度相关的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稳定的第一要务，是国家稳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历代统治者维稳的核心就是向农民承诺平均地权，同时遏制任何集中占地的趋势。中国5000年的农业文明社会，历朝历代都通过均田免赋、遏制地方豪强吞并土地来稳定国家，当代中国改革也是逐步均了田，28年之后又免了赋，但是现在要破坏均田免赋、促进豪强大族对土地兼并集中的势力影响很大，不知道这是要开什么历史玩笑?

记者：你多次提出中国农民应该借鉴日韩的经验，走综合性合作社的路子，但现在很多农民其实对所谓的合作组织也是若即若离的感觉，使得很多地方的合作社形同虚设。

温铁军：当然，因为农民组织从来就是不可能自发形成的，指望着一般市场手段来形成农民组织也不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因为诺斯和科斯的理论都讲得很清楚，当市场交易因交易对象过大而无法交易时，就得形成科层组织体制，就是建立企业，因此企业是反市场的组织，这其实是对所谓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的一种反对意见，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带有革命性的理论创新。现在我们虽然承认交易费用理论，但是仍然以为高度分散的农民会自发形成那种科斯所说的反市场的组织，何况在农村基层劣绅当道、精英俘获、几乎没有获利空间的条件下谁能自发?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