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仁： “格物致知”害了中国两千年

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说，就有不同的含义。例如，过去政府常说“让利于民”，前后讲了三十年，但最终草民百姓发现，这个“利”政府并没有人给自己这样的“民”，而是让给了办企业的“民”。“十八大”后，政府还讲这句话，而这一次草民百姓乐了，因为这次“让利于民”的“民”是特指我等草民百姓。

“格物致知”的社会学含义，正如“让利于民”这句话，要想吃透这句话的精神，必须分析它出自哪些人的口中。现在有据可查的历史记载是，这句话最早出自《礼记·大学》，——儒家的经典著作。那么既然是儒家的观点，这句话跟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肯定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清楚，儒家从骨子里蔑视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斥道家发明创造为妖术，所以即便有人将“格物致知”这句话转用于自然科学，也是狗肉贴到羊身上而已。

伟人毛泽东曾说，每一种观点，每一种立场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格物致知”这句话就打着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春秋末年，由于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兴起，奴隶制社会关系开始土崩瓦解，有些奴隶主的后人过惯了国家供给的生活，一朝没了经济来源，就像辛亥革命后的八旗子弟一样，穷困潦倒衣食两难。比方说颜回，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还舍不得放下奴隶主的臭架子，最终活活被饿死。

正因为这个缘故，奴隶主贵族们疯狂的反对新兴的封建制度，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甚不惜发动军事政变，但政变遭到失败，子路本人也在政变中丧命。后来见政变代价高昂、成功率低，而且还遭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奴隶主贵族子弟们只好改变策略，凭借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仁”、“爱”思想，四处忽悠诸侯王们。所谓“仁”，就是对他们这些奴隶主贵族后代要“仁”，所谓“爱”就是要爱他们这些奴隶主贵族的后代，那么怎样才能具体做到这个要求呢？

办法倒也简单，——“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就是告诫诸侯王们要克制自己，不能像季孙氏那样乱了规矩，“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潜台词很明确，你们有几个臭钱，就敢跟我们平起平坐，让我们如何能够容忍？所谓“复礼”，就是全面恢复礼制社会，巫老大、君老二、王老三、一般世袭奴隶主是老四，读书人是老五，老六才是你们这些土包子财主。再后边的那些草民、奴婢就要另算了。所谓“格物致知”，其真正的猫腻就在这里。

“格”，《说文》的解释是：长长的树枝，古人用“格”架构牲畜圈、制造尺子、容器等，古代笛子等吹奏乐器的格律就是这么来的，后引申为法式、标准、规格。还有一种意思，是指把不同性质的事物区分开，亦即分门别类，所谓“格物”说的就是这回事。“格物致知”的字面意思是，把混在一起的事物归类划分，每种不同事物的性质、用途就明确了。但这句话真正的用意，与自然科学毫不搭界，在儒家的观念里，从来就没想过研究自然科学。至少在这句话诞生的那个时代，是纯粹的社会学概念，目的就是把人区分开。

王阳明可谓一代大儒，为了证明儒家思想与自然科学并不矛盾，依照《大学》的指示精神，拿他们家的竹子做了一次“格物致知”的伟大实验，他坐在院子里苦思冥想的等了七天，最后那些“格物”的竹子，也没能如约给他“致知”的结果。连大儒王阳明都整不明白，这无疑说明，儒家所谓的“格物致知”，跟生产没关系，跟科学没关系，跟道家、法家、墨家都没关系，只跟人有关系，根本目的，是要把社会按照严格的儒家规则分成三六九等，并由此贻害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两千多年。

事实上在奴隶制时代，“人”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人”，在社会学层面具有完全的人类属性，但在奴隶制社会，“人”其实是“奴隶”的代称，那时的“人”字，是弯腰匍匐劳动的形象，跟“马”没什么区别。奴隶制社会把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按社会礼制规则分成不同的群体，排序是：巫、君、王、仕、绅、商、民、人。人是最末等的，也就是奴隶。“民”指的就是今天的普通老百姓，做工或务农，“民”与“人”的区别是，“民”有在鼻子旁边眼睛以下刺青的权利，而“人”要是敢这样做，那是要杀头的。

中国政法大学以“厚德、明法、格物、致公”为校训，让人看了只笑这校训荒唐，儒家和法家格格不入，即讲“厚德”、“格物”，又如何讲“明法”、“致公”，两者岂不矛盾呼？况且《大学》里讲“格物”就是“明德于天下”，这是赤裸裸的宣扬皇权意识，与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爱米兰自己不懂求教与别人，然而叶公好龙，当有人给她解释清了，又嫌人家栽她的面，果然是被人抬爱惯。不错，老安也许是黄口小雀，却不曾信口雌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