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域的价值观之争：自由与平等，精英与大众

2012年的重要性来自于政治领域，来自于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和领导人换届。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论争可以视为围绕着十八大而展开，力图通过影响十八大而影响中国未来10年的走向—到了年末，焦点则转移为对十八大提出的方针和新的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的不同阐释。

在这些纷纭的争论背后，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即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观念之争，亦即精英主义和大众民主两种取向之争。

什么样的“顶层设计”

改革，仍然是最热的关键词，但相关的讨论是不充分的，一部分关于改革的声音被压抑，而得以发出的关于改革的看法仍然存在那个旧有的顽疾，即对改革的定义是模糊的，而且这种模糊往往是有意为之。与此同时，为了表达对推进改革的急迫感，相关的讨论中频繁地出现感情色彩强烈的语言，比如“改革进入深水区”、“不改革死路一条”、“深化改革需要杀出一条血路”等等。

在世纪之初发生了关于改革共识的论争之后，曾经笼罩在改革之上的自然正当性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改革共识破裂”成为了新的共识。本刊2006年的年终回顾便已经指出，改革是个中性词，改革的正当性和道德感召力要靠给人民大众带来福祉来树立，相反，将改革一词玄幻化，甚至将包括改革带来的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是缺乏说服力的。

力挺改革的人士开始不断援引一个从工程学中借用来的新的概念：顶层设计。这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基调并没有被放弃，这个改革伦理事实上对将改革玄幻化、将改革拉入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利的方向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仍被奉为圭臬，而“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这两种理念是矛盾的；其次，顶层设计的方案是什么，仍旧是语焉不详。

这些人士心目中的顶层设计方案，在今年2月底发布的《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有所体现。这个报告俗称“世行报告”，是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做的。报告主张中国应该将除国防外所有领域进行“所有权多元化”，中国的金融体系应与国际资本市场实现无缝对接等。这份报告选在全国“两会”开幕之前发布，用意不言自明。

这个报告所建议的方向随即在政策上得到了体现，这也引起了另一派意见的质疑和反弹。

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以关于“地权的逻辑”的论辩为代表。所谓“激进派”主张将农村土地私有化，认为这样最符合农民的利益，而反对者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驳斥一些学者打着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的愰子来为土地私有化鸣锣开道，来为资本掠夺农民制造舆论的用心”（贺雪峰语）。

这些争论涉及的是当下中国最核心的议题，即是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激进派”的理论基础是经济效率，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才能保证个人自由；反对一方则认为，这种改革方案只会导致少数人的暴富和多数人的贫困，应该坚持平等的取向，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中的问题，而不是采取私有化的方式。

由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出发，是否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也是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在十八大报告起草的过程当中，各自声音纷纭复杂，都力图使自身获得决策层的认可。十八大旗帜鲜明地坚持了一贯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都写入了十八大报告，为争论画了一个逗号。争论无疑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自由和平等是现代性的两大核心价值，同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萨米尔·阿明曾言，不讲平等的自由即意味着野蛮。一个良好的社会不应该极端地向任何一个方向倾斜，而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均衡。

当下中国的种种争论无非就是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而且冲突的激烈程度恐怕也要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周保松先生在本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内部对多年来盛行的“市场自由主义”提出反思和批评。他指出，在特定的财产权制度下，贫穷会导致穷人自由的减少，因此放任市场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的平等自由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他主张自由主义要重视社会公正，并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批判权力和批判资本，并由此反思国家、市场和个人的关系。

周保松的论述可以称得上是近年来少有的对自由问题的严肃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意义。但他的观点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他的反对者们坚持“消极自由”的立场，坚称个人只要免于外来的干涉，就是自由的，贫困只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正当的。

反对者们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在精英群体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观，但它无力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当今的两极分化决非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主要是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市场自由主义”不但漠视平等的价值，而且走向了敌视平等和与平等理念相关联的一切象征物的地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发布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但这场波澜与文学无关，而是因为莫言参与了某出版社倡议发起的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活动。

与精英群体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持续不断地进行“去神圣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间持续但未成规模的“毛泽东热”。这集中体现在因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而掀起的反日游行当中，部分民众打出毛泽东的画像和相关标语。在部分民众中，毛泽东再次“回归”，俨然是国家独立自主、大众民主和平等价值观的象征。

这就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分化和强烈的对比：从上层看，官方在今年高调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表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下层对此的态度因群众、地域的不同而莫衷一是；而在上下之间，是一个强大而固执地坚持要求“消极的自由”的精英群体。

2012年值得关注的思潮还有“儒家宪政”的话题，这一派人士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与现代价值相兼容，中国若要走向民主宪政，需要重新发掘儒家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宪政的框架。这一流派的思想主张缺乏跟现实的对话性，最终可能只能停留在作为一个“思潮”的层面。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宪政”说当中流露的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这可能是它得到一些精英分子同情和支持的主要原因。

2012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和文化主张，不能一一提及。这一年思想文化领域的是是非非，萦绕着中国最大的焦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精英的还是大众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权贵的还是普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