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宇:“公知”问
地球村有两大基本问题在现实中演绎:
东西问题---东(中)西文化优劣或体用问题的百年争执;南北问题----资本-劳工利益分配问题或简述为贫富问题。
由这两大基本问题,在中国演化成相应的中国两大基本问题:东西问题----反华;南北问题----反共。
由此逻辑,可以定义中国国内所谓左右的两大基本型:
左派----坚决“拥华拥共”;右派----“反华反共”,尤其是极右派。
现实生活中,还有来路各异的一些非基本型:“反华不反共”、“反共不反华”、“拥共不拥华”、“拥华不拥共” “不主张”等等。
左右两大派系水火不相容,没有中间道路或第三条多路。这一斗争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道路问题、安全问题和民族危亡等重大问题的走向。
中共18大所谓“邪路”,指的就是“反华反共”思想派系。“老路”应该指的是极左派系,可能也包括新自由主义“非科学发展”的改革教。所以,中共18大明确了是“中左派”旗帜的。
与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格局直接相关,公知,随着信息技术飞跃,大量诞生于世界各地。
公知是介于学者和公众之间的传播者,把持着不小的权力。
学者的学术成果,是否能够以本来面目及以多大关注度传播给公众,主要取决于公知的价值及利益偏好----公知联手媒体,可以有效遮蔽学者学术光芒相当长时间。所以,争夺公知,已经是当代各利益集团实现社会舆论控制和公众价值取向控制的关键因素。公知的价值,由此凸显出来。
在改革时期的中国信息时代,大致是90年代迄今,出现了明显的左派公知大大弱于右派公知的情形。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几乎要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的公众认知基础。如此重大变化作为一项事实,居然没有导致统治阶层干预和引发社会动荡,好不奇怪。
中国的东西问题、南北问题之争,随着公知板块的诞生,发生了传播格局的重大变化。如果说“学者学术”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那么,公知就相当于应用研究。而真理只有被公众理解,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国内外各利益群体,不约而同地通过控制公知,展开了舆论或话语权的殊死争夺。
公知后面是媒体,媒体后面是老板,老板要的是对劳工的思想奴役,难道不是吗?
从当下国内力量对比现实,不难看出这一变化的某种趋向:
国内左、右派本已对杀得昏天黑地,难分高低。这时,国内右派还有国内权贵阶层以及国际范围的、以欧美为首的反华反共的强大外援。这种外援可以有众多手段参与国内的“杀左扶右”战争。其中一项极具杀伤力的措施,就是经济手段----以各种名利、名目的物质手段激励右派公知卖力工作。
这好比给一个原本中性的培养基施加外力,抽出氧气,使之成为一个乏氧环境,这样,里面原本正常竞争的喜氧菌群很快衰败,达到厌氧菌大肆膨胀的目的。
人们可以同时找出其他原因佐证右派公知过渡成长的原因,但是,外援之于左右公知的绝对差异,一定是一个主因。
在此传播格局下,“18大”中共如果仍然停留在局部的、偶尔的反击一下,卷缩在几家中央媒体里脱离十几亿大众的思想,不能及时主动干预国内媒体生态,抵消内部、外部反华反共势力的赤裸操纵行为,则,不仅中共自己的短期长期政治目标受到巨大干扰,而且,国内外联手的反华反共势力的胜利,几乎是已经被锁定了的----本质上,这确实是一个民族危亡问题。
中共历史上,博弈的转折点,就发生在中共做出了踏踏实实下功夫发动工农群众那一刻。今天,把思想阵地交给了公知及其老板,会怎样?
一个82岁老人1975年写给周总理一首诗:“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参照:
美国公知也没闲着。
中国也在争夺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