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王绍光等：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

作者：严海蓉、林春、何高潮、汪晖、王绍光、老田、吴重庆、宋少鹏、柏棣、潘毅、李云雷、韩东屏

编者按

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避免对社会主义过于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叙述。我们认为，超越这种脸谱化的话语，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使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元素有益于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达成改革共识的努力之一。

两年前，我们邀请了部分研究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学者，在广州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问题。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大部分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

一、研究社会主义实践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剧变，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经济经营方式的改革，而是生产关系和所有制、体脑关系、城乡关系、性别关系、干群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革。

这使得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历程、实践和意义比80年代有辩证的、丰富的认识。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主义也被粗暴地否定，被等同于一套妖魔化的、脸谱化的叙述。这套话语常常离不开这些词语：“大锅饭”、平均主义、集权、泛政治化等等。怎样超越这种脸谱化的话语？如何通过研究和交流整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矛盾和教训？如何勾勒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性？如何结合宏观的形势和具体的实践，在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反思、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矛盾？不同的学科或方法、工作重点怎么切入？我们当下的背景是，近几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在召唤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我认为对社会主义的重写可以为这个展望做出贡献。如何整理和重写社会主义，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林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府系）：如果我们讨论社会主义，要从历史开始，把过去的事情理清楚。过去一些重大的事件、关键的历史转折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历程里有一些“坎”，跨不过去的话就无法讨论。比如说“大跃进”，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究竟有哪些对错，我们都要诚实面对。有了基本判断才能决定批评的方向和方法。讲社会主义也不能太抽象，如果提不出比较具体的东西，你再说资本主义不好，也不能取代它。不讲蓝图，至少要有一个纲领性的东西：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主张道理在哪？有没有可能？

何高潮（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关于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非常同意大家讲的，一定要回答“当时是怎么回事”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都知道资本主义的做法很不好，但为什么对80年代时被抛弃的社会主义又非常厌恶呢？是被忽悠、强迫还是心甘情愿呢？我认为大部分人还是心甘情愿的。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宏观制度是有偏差的，大众里面也有思维惯性。我们对这个历史过程认识不足。人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工厂低工资，剥夺工人的劳动，在什么制度下，都是有问题的，工人都会不满，把这个不满放慢、拉长了，到70年代中期就扛不住了，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低工资的普遍不满意。另外，从农村的发展来说，以剥夺农村的方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也都是不行的。70年代初期我插队那个村子，干一天活人均0.16元，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问题，当地人说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其实是事实。

我们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就像认识上的一个黑箱，我们要把它打开来看，不能把宏观政策选择里出的问题，都归结到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微观制度上。宏观政策选择上的统购统销、城乡分割、军重工业领先、先生产后生活、激进化的政治挂帅和无所不至的社会控制等等，虽然有当时的不得以而为之的苦衷，但长期推行，就把社会主义在具体制度上的承诺，如平等的八级工资制、工人参加管理、农村集体化等等，给空心化了，因为可以用到改善民生的资源，在整个资源的分配上就非常有限。不论你怎么强调平等、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具体到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就非常有限，捉襟见肘，由此形成了对于社会主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抽象肯定还是体现在平等的原则上，否定的是具体的做法。但恰恰是大的政策选择出了偏差，具体的做法也就破绽百出。在80年代，刚开始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到了90年代就都否定了。这种彻底的放弃和否定，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官僚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新生、社会财富分配的二极分化、整个劳动者群体在社会上的失利失权失语，重新激活了民间社会主义的情绪。

70年代没有找到社会主义新的实践方式，也跟领导人对以社会大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偏好有关系。80年代以后对社会主义的放弃，跟上述社会主义实践的困境有直接的关系。

总的来说，一定要回答70年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从宏大政策导致的偏差中把问题找出来，再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农村当时也是多重社会的重合，也不是绝对那么理想，有平等社会、政治化社会，有一系列的东西重合。回到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很多人要把脑子里判断的冲动降低一点，更多地去理解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怎么运作的。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社会主义，我认为有以下工作要做。

第一，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的讨论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是1989年以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变，中国的独特性显现出来了。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的问题跟怎么估量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很多人考虑到国家的统一和自主在改革进程中的作用，也就涉及前面几十年的社会改造和后几十年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被埋葬的历史，力图对之进行发掘，以便重新思考未来，即针对当前的现实重新考虑另外一个现实。一个是历史脉络，确实有连续性，一个是要重新去看那里面的可能性到底在哪，这两种方式都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但历史态度有重要的差异，在某些时候也包含着对立。

第二，1989年以后世界上发生的几个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与苏东集团所走的不同道路。现在无论中国还是苏东解体后的俄国、东欧国家，都跟西方越来越接近，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道路选择仍然显著不同。我们需要解释这个道路差异。这个解释不可避免地会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其中有失败的部分，也有成功的部分，包括在今天改革当中成功的部分与这段历史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解释，是需要我们着力去思考的。

第三，需要做中国与第三世界相似实验之间的比较研究。我去委内瑞拉、巴西、印度、尼泊尔等地的最大的感受是，它们各不相同的道路选择有一个共同前提，即没有形成类似中国的土地关系，使得政治变迁非常困难。尼泊尔毛派掌握政权后很快就被颠覆掉了，即便再度掌权，内部的分裂也不可避免。印度原来的经济体系跟中国有点相似，但它的土地关系跟我们非常不同，政治的形态非常不同。最近一些地区又有毛派的起义。这跟中国革命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经验？有意思的是，我们原来讨论中国革命的时候都是讲20世纪，今天第三世界的相似实验让人们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但是，由于20世纪意义上的革命不再可能，这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形成较为平等的土地关系，就是一个新的问题。同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尤其是最近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土地关系正在经历并可能面临新的变化，如何参照这些国家的经验，进行参照性的比较，这样也可以从今天的角度重温一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

如果从当代的进程来看，重提这些问题是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不光是叙述历史的问题。

二、计划经济

老田（民间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怎么进行脸谱化表述，对计划经济的表述是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说计划经济完全不符合本土需要，要么说它是从苏联抄袭来的，是所谓的“苏联模式”，要么说它是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是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对于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理解，则喜欢强调政府过度集中，企业没有决策权，一些人甚至说企业如何生产、生产多少都完全依赖于政府计划。我们搞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之后，经济学界对于计划经济的理解，却掉过头来去抄袭三四十年代反社会主义学者哈耶克的一个理论假设。社会主义脸谱化实际上意味着知识界的“健忘”，跟既有的经验事实不发生联系。其实政府计划接管企业的日常生产决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对于政府和企业关系有着明确的界定，政府对企业进行“五定”和“五保”关系——政府确定企业的生产方案和规模、人员和机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原材料动力的来源和定额以及确立协作关系，生产过程和决策与机械设备的能力相关，不可能随意更改，所消耗的原材料和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相对固定的，政府和企业都无需随意更改，而企业则反过来对政府确保完成特定产品数量、质量、成本和消耗定额等五个方面的“五保”。计划经济至少对很多年长的人来说，是一个经验，不应该信口开河，更不是什么事情都由中央计划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