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立足中国国情对民粹思维的再思考（三）

《立足中国国情对民粹思维的再思考（一）》提要：

1.民粹的心理根源（心理学根源）在于人性中追求爱心道义的天性和追求理性计算的天性。

2.从认识论来看，民粹是一种高度简化问题的思路，这种高度简化到了对某些事情不假思索就信服的意识形态化地步，是一种绝对主义的一元论思维。

3.泛道德化的民粹出现的社会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以及一部分人不愿意对此无动于衷的意识；泛理性化的民粹出现的社会原因是人们对正确的科学知识（理论）的渴求和崇拜。

4.民粹具有多面性，可以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搭配后产生或好或坏的各种效果。

5.泛道德化的民粹思潮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极左思潮；泛理性化的民粹思潮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立足中国国情对民粹思维的再思考（二）》提要：

一、民粹思维有多种类型和多种级别，马克思主义就带有一种较高级别的民粹思维

二、马克思主义一半是科学，一半是民粹

三、原始资本主义的转型与“资本主义”一词的永生

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工具化，马克思主义成了一些落后国家的“发展经济学”

五、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一）马克思主义改良了原始资本主义；（二）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劳工处境至今仍不过时（例如中国的劳工处境）；（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科学地认识事物贡献了相对科学的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四）马克思主义者（战斗左派）的坚忍不拔和高尚情操，传递出一种非常感人的正能量，是人类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民粹思潮在中国的历史演变及与民族主义的合流

民粹思潮在中国的历史悠久，当然在古代和近现代，除了成体系的民粹思潮外还有一些朦胧、模糊的还称不上“思潮”的民粹思维。这里主要是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几种很有代表性的民粹思潮。

（一）中国古代的民粹思潮简析

1.古代平均主义思潮（底层民粹）

这种“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思想一般被认为代表小农和小生产者的朴素愿望，在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一部分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并对古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这种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是一味美化底层，一味丑化中上层权贵，是一种底层民粹思潮。

2.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精英民粹）

儒家的道理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特征已被很多学者所指出。儒家所进行的教育是圣贤教育而不是平民教育，是以培养圣贤为目标，而不是以培养具有基本素养的民众为目标。所以说这是一种被过度拔高的精英教育。儒家的教化又是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要用伦理道德来约束人的言行，协调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儒家思想也带有浓厚的泛道德化的民粹色彩。只不过这种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和“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思想不同，儒家的民粹思维是美化一小部分精英和圣贤，丑化大部分人。儒家带有一种将社会各阶层简化为君子和小人、圣贤和群氓的倾向，这样看问题显得不够全面和细化，有点偏激，是一种精英民粹思潮。

3.古代中国在精英民粹和底层民粹轮番上阵中上演“治乱循环”

于是可以看到，每逢治世，国泰民安，社会矛盾相对比较缓和，儒家的精英民粹思想就占居主导地位；每逢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的衰世和乱世，则“均贫富”的底层民粹思想就甚嚣尘上，成为农民起义的口号和纲领。中国几千年来就在儒家的精英民粹和小农的底层民粹轮番上阵中上演“治乱循环”。当然，这种“治乱循环”又被称作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到现在是否跳出了这种“治乱循环”尚属未知。

（二）近代中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流是大势所趋，因为“反帝”和“反权贵”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任务

步入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变化，中国传统民粹主义在中华大地也遭遇一些新元素。太平天国起义除了要建立“均贫富”的民粹天国外，还带有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太平天国也和西方列强进行了艰苦的武力斗争，最后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扼杀下失败。义和团运动则是一种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但是义和团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渐渐放弃了自身的底层民粹色彩，转而和清政府合作一起盲目排外，一头扎进狭隘民族主义的怀抱，最后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扼杀下失败。同盟会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思想庞杂，在1927年严厉清共和屠杀左派之前还带有一些底层民粹色彩。但是1927年严厉清共之后，国民党彻底清除掉了自身的底层民粹色彩。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国民党不重视、不理睬的社会底层民众那里找到了力量的源泉，也即把国民党彻底抛弃的底层民粹思潮找回来，并把民族主义和底层民粹思潮结合起来，也即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权贵结合起来，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完成了中国的又一次大一统。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粹中国的生成

（一）中共从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到寄希望于农民

1.国共从结盟到决裂及此事对中共和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其实形成了多种流派和多种版本。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应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起初也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将革命的希望和民粹理想都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所以从中共成立开始，中共就高度重视领导工人运动，中共的骨干和精英多次深入工人聚集的地方组织工人开展罢工等维权斗争。但是，1923年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血腥镇压，使中国共产党幡然醒悟，认识到社会现实的残酷性，认识到当时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太弱小，军阀的力量太强大，不得不想办法寻找工人阶级之外的同盟军。此后中共开始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结成革命盟友。

中共和国民党的结盟，对中共来说也是有成熟的理论基础的，因为中共的革命目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中共的第一步革命目标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基本一致的。这是中共和国民党合作的理论基础。

本来国共结盟的过程中就遭遇过理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但总算勉强结盟。这意味着中国的左派和倾向革命的右派的大联盟。这个大联盟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对国共两党都很有帮助，既弥补了两党在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方面的不足，使国民党长期以来脱离群众的色彩有所淡化，又使心向底层但势单力孤的共产党有了有号召力、有军事实力的盟友。

但在国共联合开展革命的过程中，双方的矛盾分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国民党一向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广泛地和社会的中上阶层结盟，不愿过多侵犯现存的产业和物权，并没有中共那么激进。而中共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看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劳苦大众，重视底层人民的疾苦，同时也在不断发动底层人民起来革命，这是国民党中的很多人所忌讳和反感的。

于是到了1927年，以国民党右派为一方，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一方，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互信渐失。直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右派干脆以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左派群众为手段，与共产党决裂。虽然当时国民党左派中的汪精卫仍然坚持国共合作，但到了1927年7月，汪精卫也下令“清共”。此后宁汉合流，清共成了国民党实力派的主流态度。一些国民党左派人物虽然立场亲共亲中下阶层，但自廖仲恺遇刺、汪精卫倒戈之后，国民党左派手上再无实权，日益被边缘化，改变不了大势也再也影响不了国民党的清共决定。

国共分裂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影响巨大而又深远的大事。如上所述，国民党长期以来脱离中下阶层群众，主要依靠大资本家（张静江、宋耀如等）、大军阀（如不断被拉拢进国民党阵营的各大实力派谭延闿等）和社会上其它有力量、有威望的人（如各种帮会的头目等）。所以国民党的精英色彩非常浓厚，相对来说比较偏右。本来国民党内的左派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国民党严重的右翼色彩，毕竟国民党左派比较亲近社会中下阶层，比较亲共。而和共产党的结盟，更使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有所壮大，使国民党的右翼色彩有所减弱，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向左派靠拢、向社会中下阶层靠拢。这对中国走向包容、温和的道路很有帮助。

可惜国共分裂了，而且还不仅是分道扬镳的问题。由于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对共产党的态度严重失当，用屠杀来解决问题，残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中下阶层群众。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右派和中国的左派不再合作促成国家的统一了，而是中国的右派和中国的左派一下子成了生死仇敌，不共戴天。这样一来就严重撕裂了社会，也撕裂了社会的中上阶层和底层。假如国民党和蒋介石只是和共产党分开而不大开杀戒的话，后来的中国历史走向绝不会变得那么极端和血腥。可惜历史不能重演，蒋先生一步走错，终于为他自己的政党也为中国铸成大错。也正因为蒋先生的这血腥而又极端的一步，不仅左右调和互补的温和局面不复存在，而且“左右不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一次优局面也不复存在，非得弄成社会撕裂、左右撕裂和左右不共戴天的极端局面。

所以蒋先生和国民党广泛和社会的中上阶层结盟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之时，他也为这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埋下了威力深不可测的火药桶。因为任何国家的左派，纵然有些激进，纵然有些偏激，也罪不至死。何止罪不至死，这些左派的操守、品德、正义感和牺牲精神都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和榜样。退一万步说，就算蒋先生觉得共产党有剥夺富人财产的企图，而且他觉得这种企图不对，应该加以阻止，那么他其实是有很多种办法来阻止的，比如限制共产党和左派的活动，比如临时关押部分左派人士，比如流放左派人士到国外等等。无论如何限制一下左派的活动即可，可蒋先生作为新旧过渡式的人物，硬是选择了血腥屠杀的简单粗暴非法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和左派。

对左派的这种血腥屠杀直接导致了此后的中国一无和平、二无温和，不仅是走向极端，而且是你死我活的较量。试想一下，从大屠杀中侥幸活下来的共产党人会作何感想？他们会越来越明白枪杆子和暴力的价值，越来越体会到这个国家的现实环境是何等血腥和残酷，所以他们更会以牙还牙、血债血偿。这样一来，蒋先生罔顾法律和人权，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推动此后的中国进入一个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进行相互屠杀的时代。

国内外一直有一种观点，以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依据，说中共天生就有偏激、极端、嗜杀的基因。这种观点严重忽视了中共当时所处的残酷而又血腥的环境。本来吴佩孚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的血腥屠杀已经使中共更加重视暴力和武力的作用，蒋介石的屠杀相当于使中共更加觉醒，明白在血腥的中国只有暴力和枪杆子才是最实际的。而且中共在这种残酷而血腥的环境中所接受的教育，直接导致中共日后越来越缺乏包容性、温和性。至少可以说，假如没有吴佩孚和蒋介石的大屠杀和白色恐怖，中共和后来的中国历史也不会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血腥。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理论冲突和权力之争本来并不是一定要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终究还是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所以要说谁该为中共后来所犯的极左错误负责的话，首先要付最大责任的人就是蒋介石。一个人被血腥迫害之后也容易会变得残忍极端，那么一个党派被血腥屠杀之后的幸存者还能多么宽和、理性呢？这些都是人之常情，要理解中共在这种血腥环境中的心理感受和变化，只需要将心比心想一想如果被血腥屠杀的是你我他，就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严重影响了中共日后的性格和走向。在吴佩孚和蒋介石扮演屠夫之前，中共还只是一个略显激进的比较温和的左派，但是在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却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从温和左派变成激进左派、极左派。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实践马克思主义时，因国内环境的不同也会出现种种不同的情况。在比较温和包容且不滥杀无辜的国家，共产党虽然有着相对比较激进的理论和思想，但未必会变得那么极端和血腥。但如果在血腥屠杀的恶劣环境下，别说是共产党，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也会失去包容和温和的一面。

2.中共由主要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到主要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屠杀之前和屠杀之后，中共的路线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3年之前，中共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开展罢工斗争。1923年大屠杀之后中共和国民党联合，既参与军事斗争又继续开展工人运动，还更加重视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大屠杀之后，侥幸活下来的共产党人直接就说“枪杆子里出政权”。1927年共产党发动的几次武装起义，目标都是夺取中心城市，结果形势不利。毛泽东在多次攻打长沙失败后总结了教训，先是尝试性地将部队带到乡村和山区保存实力。当时在中共的路线里城市和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心，部队撤到农村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没想到极富洞察力又有理论功底的毛泽东，竟然在乡村和山区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一套非常富有创意和威力的理论，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在农村武装割据，发动和依靠农民，对抗国民党。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进一步发动社会底层对抗社会上层，带有越来越强烈的民粹色彩和激进色彩。

随着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遇困境，同时随着“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日渐成熟并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绩，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就从白区转移到根据地，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人转向农民。这一转向完成之后，中共一度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不相衔接的困惑。但随着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总结和宣传，随着毛泽东取代留苏理论权威的理论导师地位，中共从思想上、理论上和路线上，都完全适应了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解答了上述三个工作重心转移的依据，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国国情之间得到了新的衔接和论述。

总之，从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到寄希望于农民，从主要依靠城市到主要依靠农村，从主要依靠一小撮社会底层工人到主要依靠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农民，中国共产党不仅继续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泛道德化民粹色彩和泛理性化民粹色彩，而且还进一步高度强化了这类民粹色彩，激进程度和偏激程度都进一步强化。

（二）中共从理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急进到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创党初期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时，就提出了两步走的革命目标：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二步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当时的国内外环境非常残酷和严峻，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理论上的清醒并未受到严重干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仍然坚持两步走的革命目标。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第一步目标实现后建立的社会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上是联合政府，经济上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公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且他还清醒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会存在较长的时间。他告诫一些党内同志，不要好大喜功，不要过于激进和狂热，试图一步到位或者快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要有长期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准备。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思想上的清醒，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惜新中国成立以后，举国上下建设国家的热情很高，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带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长远任务，于是在越来越激进和越来越急切的心情推动下，中共在1950年代终结了新民主主义的格局。建国初期大量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渐渐被中共党内人士所取代，联合政府的影子如果说在建国头几年还存在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就不复存在了。而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并存的格局，也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有制改造的结束而结束了。这样一来，到1956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结束了。此后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三）全社会所有—全民所有—国有（集体所有）—政府所有的概念变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经典著作中所反复提到的“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在经过从苏联到中国的实践后，逐渐演变成“全民所有”的概念，又从“全民所有”演变成“国有或集体所有”，也即从“全社会所有”演变为“政府所有”或“集体所有”。这种词义的大变迁是耐人寻味的，这种概念的演变也对社会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这种演变迎合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迫切愿望，迎合了很多人的民粹情怀，使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理论界有了可以指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方便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和意识形态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