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校园惨案 滞后的危机处理模式难以适应微博时代

12月15日的这个周末不平静，微博上，中国网民痛心并议论着发生于美国的枪杀学童惨案。就在刚刚过去的同一天，中国也发生了砍伤数十学童的惨剧，但微博上几乎看不到更详尽的信息，这一刻，仿佛美国离中国更近——不同的新闻宣传模式和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地球村的时间和空间距离。

如果舆论自发地更为关注美国枪击案，恐怕不能苛责国人有无“厚此薄彼”，惊动了奥巴马的枪击案引发世界性关切本符合传播的自然规律。问题在于，中国伤童案早期舆情之冷是人为制造的，这才是我们的尴尬。

据新华社报道，14日事发当天，光山县首先在其宣传部主管的网站发布了这一消息，随后，当地官方撤下消息、取消新闻发布会，并选择集体失声。在这三天里，当地政府不仅没有能力主动应对舆论的声浪，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还频频出现“讨论伤人者是不是精神病有什么意义”、“处理私事”、“打游戏”等等负面状况。三天后，12月17日，传来消息说河南省光山县处理了伤童案中首批相关责任人。这一行政处理是光山县政府在事件中失声3日后对舆论作出的回应，看起来“似曾相识”：封锁消息、应对舆情手足无措、舆论发酵、撤职平息民愤。

这种滞后的危机处理模式已无法再说服微博时代的民意。可以说，网民的公共理性在一轮又一轮的微博舆论风暴锤炼中日渐生长，一边倒谩骂某一方的现象开始变少了。在过去恶性伤害事件的舆情当中，如果砍杀的是与公权力机关相关的人，无论受害者多么无辜，常常有网民大声喝彩，想把杀人者塑造成“英雄”；如果被伤害的是儿童，则无论行凶者有多么明显的精神疾患，只要被报道上网，“阴谋论、复仇正义”就开始在互联网弥漫：有背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有过福建南平杀童案、药家鑫案等事件的教训，这一回，媒体讨论开始变得细致和有技术含量起来。人们追问的除了地方政府对舆情的应对失当，还包括事发当天该校到底有无人看守校门。人民日报记者还注意到，这些被砍伤的孩子，受伤之后第一时间竟然无一孩的父亲在身边，除了几位母亲，更多的是老人在处理事件。因此，人民日报提出“留守儿童处境堪忧”及农村地区教育投入的问题，可以说，这些人文关怀的视角和报道方向，不仅没有渲染血腥和强化暴力，且一步步提出了一些真问题。

这些报道的正面效应，驳斥了光山县县长对“封锁消息”的自辩之辞。光山县长王志学曾这样对外解释“封锁消息”的原因：“鉴于这个案件属于未成年人案件，如果传播扩大，极容易产生诱导效应，按有关部门要求，侦办初期不宜公开，所以这也就是有人以为我们封锁消息的原因。”如此发言，暴露地方官员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仍是维稳路径下的传统定位。基层官员们没有意识到“传播扩大不扩大，会不会产生诱导效应”是新闻伦理的事情，而不是政治伦理的要求，官员们不需要替记者们操心如何报道，更加不能因为有过民粹式报道就作为拒绝信息公开、拒绝与民众感同身受的理由。这样处理公共安全危机的官员是角色紊乱，封锁信息更是难以应对汹涌的民意。对于媒体来说，不对案件的细节加以渲染，不给潜在犯罪者模仿作案的机会，是新闻伦理的要求。但是对于官员来说，迅速公布事件调查结果，发布应对措施，才能安定民心。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些基层官员恐怕需要向奥巴马的“抹眼泪”和“心碎了”学习，与民众站在一起，与他们同悲同泣，哪怕有“作秀”之心，都不会出现《信阳日报》那则不顾民众彼时情绪的“歌舞升平”，而这些，都应该是官员的职业素养之一。

受害者、施害者、公众、媒体、政府等等多方角色，构成了一起恶性事件或一场公共安全危机当中舆论的多个面向，他们各有身份和诉求，有交叉有对立，这才构成复杂的舆论场。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来说，公共舆论的尴尬时有，当多个面向的问题总是被指向最单一的指控时，真问题往往被遮蔽，值得注意和防范的预警信号，很可能就被无情地忽视了。

孩子们无辜受的难，若不能引发有关各方检讨自身的混乱和不得要领，那么，“留守儿童”之困今后仍然难以被足够重视。

《南方日报》 2012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