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历史实践远比口号复杂

众所周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运动树起的两面大旗，也是自五四以来深入人心的两个口号。人们深信，只要实现这两个口号，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前进道路上出现挫折，皆因背离了这两个口号。

然而，历史实践的结果远比口号复杂。以“德先生”来说，当陈独秀在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一号上提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的时候，受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实际上还无法预料世界各国实践“德先生”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德先生”其实也没有他说的可以救治“一切的黑暗”的魔力。

有人做过统计，到陈独秀发表上述见解的第二年即1920年为止，世界上大约有30个国家实现了“德先生”。但是，到1942年止，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个数字降到了大约12个。之后，在1943—1962年间，受“二战”反法西斯胜利的影响，“德先生”在51个国家、地区得以实现，但其中有29个很快夭折。到1973年，世界上总共有40个以选举实现“德先生”的政权。从1974年起又大幅上升。

在世界范围内，“德先生”几起几落，总体上呈波浪式前进。历史实践比陈独秀在1919年的判断要复杂得多。这种历史的复杂性，尤其体现在一些国家在实现了“德先生”之后又出现倒退的现象上。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1919年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到1933年演变成了纳粹德国，纳粹党是在1932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希特勒也是按照魏玛宪法提供的机制合法地成为德国总理的。

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的观点，“德先生”作为一种制度，其特征是通过定期的自由选举产生政策制定者。“德先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权力归属问题，实现主权在民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通过民众的选举。但选举只是体现政治参与。对于“德先生”来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竞争，即各种政治力量为获取权力而进行竞争。

在历史上，有过参与程度低而竞争程度高，比起参与程度高而竞争程度低更符合“德先生”要求的现象。比如英国，13世纪就出现了议会，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已经可以算是民主政体，但其政治参与程度有一个长久的发展过程。

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拥有选举权的选民仍只占居民总数的4%。1832年进行了选举改革，使全国选民人数大约增加了50%，但比例仍然太低。1884年的改革使选民人数增加到67%，但仍有40%的成年男子和所有妇女未获得选举权。1918年的改革使80%的成年男子享有了选举权，妇女第一次得到选举权。1928年改革使所有成年人不论男女都享有了选举权。1948年实现了一人一票制。1970年，将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普选制最终确立。

美国在1787年立宪后已可以算是民主政体，但选举权也有一个扩大过程。美国妇女在1920年8月26日才获得选举权，而黑人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争取到选举权。

通过各国历史比较，人们发现一个现象，即“德先生”实现得比较好的国家，通常是先有宪政，法治比较给力。要想“德先生”运转良好，必须先进行宪政、法治建设。世界各国在实现“德先生”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似乎可以验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也有人提出，“德先生”的实现，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到底经济水平、中产阶级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德先生”才能实现，则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

总而言之，“德先生”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题，它绝不像陈独秀在1919年所说的可以救治“一切的黑暗”那样简单。历史实践远比口号复杂，这应该是陈独秀当时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