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QE4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美联储QE4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北京时间12月13日凌晨，美联储麾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4)，以解决正在面临“财政悬崖”巨大挑战的美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的问题。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经历了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后，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不断趋于恶化，摆脱危机所需要的正常的投资和消费动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若最后美国经济跌入“财政悬崖”(美国参众两院达不成妥协的共识——即共和党坚持要给富人减税，民主党坚持推进保障性支出的承诺)，那么，这会给美国各经济主体已经在危机后变得日益紧张的生存空间更是雪上加霜。也就是说，在美企业将额外承担近6000亿美元的税务负担！由此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下滑1-2%！
其次，金融危机后市场流动性状况急剧恶化，资金成本随着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变浓更是日益上升，这从另一面也遏制了市场有效的需求，使得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经济低迷遏制了企业盈利能力的上扬，而财政政策通过减税等降低成本的救市手段，在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财政悬崖问题面前也无法正常的施力，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更加会增添国家福利的负担，于是，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恢复经济增长来吸收就业的问题就变得日益紧迫。所以，在这样的美国经济背景下，美联储刻不容缓的推出了QE4，这顺应了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期盼，一定程度上在短期内会提振美国社会的信心。但是否会带来让美国就业市场全面进入复苏状态，美国经济是否会摆脱通缩的格局，还要看这轮货币政策所追求的效果是否能够有效地显现出来。具体判断的依据来自于以下几大方面：
一方面，让反映市场资金成本和风险态度的收益率曲线在这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导下向下扭转(时间轴效果)，从而让他们缓解市场流动性不足、资产和商品价格破坏所造成的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的担心。这次美联储继续延续前一轮扭曲操作和QE3时期购买长期国债(每月450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每月400亿美元的MBS)，使影响劳动力正常移动的家庭房地产价格能够明显反弹，从而降低社会大众寻找就业的机会成本和减少持有不良资产和负债所给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这次没有再起短期债券的销售计划，而是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格局下量化宽松的货币环境（流动性效果），这向市场释放了美联储增加基础货币以确保各类经济主体都能享受充足的流动性供给环境这样一种强烈的扩张信号。并且，把这种意图通过锁定明确的就业(失业率要达到6.5%以下)和物价(通胀率要达到2%以上)目标来提振市场的信心，避免以往对未来经济不确定预期情况下所引发的“流动性陷阱”问题——即央行货币政策再怎么去积极刺激经济，也不会出现丝毫改善局面的积极效果！
再者，美联储在不断探索与市场预期协调的货币政策实施路径(协调性效果)，努力提高在“零利率”货币政策环境下依然能够摆脱日本经济在本世纪初所遭遇到的“流动性陷阱”的困扰。事实上，从QE2开始，美联储就不断调整货币政策的规模、速度和美联储主席的喊话内容，“扭曲操作”是这一思路的典型反应，在释放长期低利率的信号同时，又表达出美联储是在关注失业率和通胀率双重指标在“有的放矢”地进行量化宽松。所以，市场的消化和理解程度比对其他发达国家同样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要来得高，效果也较明显。
尽管上述三点是这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大“亮点”，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会带来许多不可低估的后遗症：一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若美国实体经济短时间无法吸收瞬间增长的流动性，逐利性的资金会大量流出美国，从而造成国际投资和贸易的交易条件极不稳定，世界经济更加趋于萎缩，这反过来也会给美国经济蒙上阴影。二是美元这种国际货币的流动性泛滥会抢占稀缺资源，尤其是当新兴市场经济出现复苏苗子的时候，金融资本更会炒高资源价格，使得实体经济繁荣的代价变得更为巨大。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还将会使得我们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改变，于是，美国的QE4政策，确实就会通过输入性通胀影响到我们企业的利润和中国实体经济的市场生存空间。三是美元泛滥会以游资的方式进入到金融体系发育不良，大众储蓄较为集中，而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还没有完全打开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从而造成这些国家外汇占款增加、本币升值、通胀压力膨胀和资产泡沫严重的格局。
总之，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否利用美国金融体系成熟度，将流动性配置到今天美国政府所扶持的未来产业发展的舞台上，而不是去干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这将不仅决定美国经济恢复的代价有多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恢复到3.5%左右，届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会“圆满退出”)，而且，将影响到未来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在加强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政策协调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我们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以此来吸收未来流动性泛滥对中国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让流动性泛滥的不利状况在我们资源配置的能力不断提高的状态下,改变成为支撑中国资产市场发展和实体经济繁荣所需要的健康稳定的“流动性”(资本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