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场与政治场的互动与博弈（2）

控制性沟通： 政治场对新闻场的支配

政治场采取控制性沟通的策略对新闻场实施影响和支配，具体手段包括“惯习同构”、嵌入媒体和信息隔离等等。

1．“惯习同构”

政治场对新闻场施加控制和影响的首要方法是将自己的惯习同化为对方的惯习，两个不同的场域及其惯习形成“同构”关系。场域不是一个“冰凉”的“物质小世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政治场的主要惯习是“自上而下”的实施控制，在这种“惯习”的强大影响下，“宣传模式”成为新闻场的惯习。媒体成为政治场开展自上而下纵向传播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组织传播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当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它感觉不到世间的阻力与重负、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在宣传逻辑指导下，新闻报道必须服从于宣传需要，其一，强调报道的时宜性，淡化时效性，所谓“有些时候是‘新闻’，有些时候是‘旧闻’，有些时候是‘不闻’”。对于新闻事件，是否报道，什么时候报道，并非依据受众的需要，而是依据执政党的工作需要。其二，张扬正面报道，控制负面报道，对于负面事件即使加以报道也往往从正面的角度切入。

宣传“惯习”的运用在危机事件爆发情况下表现明显。危机事件的特点是事件信息量大且密集； 高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决策时间非常有限； 容易发生极具戏剧性的变化； 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 可能对社会价值体系构成威胁等。所以，不论是新闻场还是政治场，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都会迅速作出反应。

对新闻场来说，突发危机事件如灾难、事故等是社会生存环境中的急剧变动，一方面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平静状态，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危机事件具有极高的传播价值，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能让受众掌握有效有用信息以应对危机中的日常生活，帮助民众和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每遇突发事件，新闻场的行动者不会去区分“坏消息”、“好消息”，而都会力求以新闻从业者的敏感性，以最快的速度将最准确的信息传播给受众，这是最典型的新闻场逻辑。

但是对于政治场而言，从宣传的逻辑出发来考虑，往往会区分出“坏消息”和“好消息”。危机事件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损害管理者在民众中声望和形象的“坏消息”，一般都以行政的手段对新闻场采取控制。在民众获取信息渠道不发达的年代，政治场往往采用封锁消息不予报道的做法，然后寻求危机事件的内部解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能够控制在较小范围。而在网络社会日渐发达，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的年代，政治场内的一些行动者还有采取封锁消息的传统做法，往往造成事件处理更加复杂化，负面影响在区域乃至全国和全球扩散。还有一部分政治场的行动者则采用负面事件正面报道的做法，即淡化灾难事件造成的损失与破坏，突出政府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事件的重视和处理，往往能够有效平息事态，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2． 嵌入媒体

“嵌入媒体”( media embed) 就是政治场把权力和“触角直接嵌入到新闻场中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一种策略，在此过程中政府对新闻议程进行设置、严控信息通路、参与新闻制作乃至关注发布细节等等”。“嵌入媒体”是美国军方有效开展媒体公关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首创的一种舆论战战法。在我国，“嵌入媒体”大量运用于政府日常执政活动中，最典型的活动比如政府执法部门在公开执法时为有效借助媒体的公共影响力，提高安全生产执法透明度，增强政府监管的有效性，通常邀请媒体参与全程跟踪。

“嵌入媒体”更广泛地运用于政府各种成就报道上。客观、准确地报道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成就，是区域性主流媒体的重要职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与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发挥引领引导作用是密切相关的。通常政治场的行动者会要求区域性主流媒体全年确保一定的正面宣传报道量，还会要求抓住不同的时间节点，排出一轮一轮的成就性主题宣传。

政治场对新闻场过深的“嵌入”，容易导致报道形式上存在生硬不生动、空洞不具体、呆板不感人等问题。通常情况下，报道计划的编排者在缺少深入调查的情况下，排出了巨大的报道量。要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报道量，就需要不断变换主题，而有的主题宣传排定的话题，恰恰是教训多于成绩，有些主流媒体“听话”的惯习造成报道的失实、拔高甚至胡编乱造。有些话题在不同时段，因某种需要会反复排进报道计划，致使媒体放大、重复甚至喋喋不休。在这一类成就性报道的报道形式上，媒体的行动者缺乏创新意识，往往采取应付式的“你说我登”的方式去处理，严重影响传播的有效性。为了“保险”，也是一种多年的惯习，媒体往往就采取未经转化的、直接来自政治场的话语去表现。比如会议报道在标题制作上有一个程式，一般情况下肩题是什么什么会议召开，谁谁谁强调或要求，主标题往往是一句口号式的空洞话语，这种讲话稿式的居高临下的“我说你听”的灌输式方式，会使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3． 信息隔离

新闻传播业一出现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宪政历史上，新闻媒介很早就被当作宪政制度必然存在的政治力量而受到重视。在 17世纪的英国，新闻界就被称为“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新闻监督作为媒介的一种职能，在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新闻监督也成为公民行使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有效形式。在我国，所谓新闻监督是指党、国家和人民群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工具反映公共意见，对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进行监察、揭露、批评、督促、制约和提出建议的行为。我们可喜地看到，新闻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被视为解决问题、推进工作、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特别是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逐步得到改进和强化。但由于政治场对于新闻场采取“信息隔离”策略，新闻场特别是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难以充分地发挥。

政治场内的部分行动者的角色定位以及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认识不足，过于担心新闻舆论监督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认识不到揭露问题、批评缺点对促进问题解决、理顺民众情绪的正面作用。有的从自身利益出发，怕新闻舆论监督影响政绩，影响名誉声望； 有的因为自身有短处、有疮疤而惧怕暴露； 有的错误地认为，媒体公开问题后，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认识不到遮着掩着会令民众更不安。在具体操作上，政治场的行动者会对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不时发出报道提示，有些要淡化处理，有些要统一口径，还有些明确要求突出某些内容，更有甚者采取“封口封杀”的极端做法。尽管这些处理方式并不能一概否定，不过掺杂的因素太多，随意性太大，缺乏规则，本质上缺少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缺少社会正义感和同情心，形式上是帮忙，实质上是添乱。在这种状况下，新闻场舆论监督的权益得不到保证，正当的舆论监督得不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