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雄飞 ：在“工业党”和“情怀党”间摇摆

上周末，连看了《1942》和《少年派》。前者讲饥荒的故事，搞了五六个视点，却没有某种整体性的东西——比如那种学名叫“主体”或者“时代精神”的东西——所以这电影没啥硬伤，却不能说好看。当然微博上那些看出“微言大义”且手舞足蹈的，也情有可原，这年头，要找个电影来自慰还能到高潮的，容易吗！《少年派》网上评分高得吓人，大概因为电影本身还是比较抽象比较文艺的。我只是借这电影的盛名来扯本新书，《布达佩斯的故事》。这本书也略有点文艺，讲了两个少年，一个叫卡尔·波兰尼，一个叫迈克尔·波兰尼。中国人民应该对哥哥比较熟，因为他的大作《大转型》和哈耶克针锋相对，是国内左翼曾经的尚方宝剑，这不王绍光最近就在三联出了本《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借波兰尼的口说了不少自己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弟弟或许更牛，这留着等会讲，先说完这本日本人写的书。此书并不意在介绍兄弟二人的思想，而是讨论了他们早年生活的社会文化语境，亦即所谓“布达佩斯精神史”：“这个群体，不仅是波兰尼兄弟，众多的布达佩斯天才，大多是1880年代出生的同一个时代的群体，几乎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政治动乱中、与布达佩斯大学为中心的进步学生实践运动团体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他们决不是单纯的思辨型的知识分子，决不是那种无视祖国的现实自我实现的知识分子……当年在布达佩斯时持反奥地利、反奥匈帝国、反柏林、反维也纳的立场，这些观念对于他们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以文艺的眼光来看这本书也不妨。

文艺完了，接着整牛叉的，来聊两句弟弟迈克尔·波兰尼。这位呢，早年是搞理化的，后来搞哲学了，国内他的书也翻译了不少，有名的像《个人知识》啊，人民群众未必能读懂，更何况像波兰尼关于“默会知识”的讨论，听听都玄乎。郁振华的新作《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或许能帮我们把这玄乎的东西给整得条理清晰些。这里我想略谈一下此书对波兰尼试图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连续性的介绍。随着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确立，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便界限分明，互不往来，而波兰尼则尝试打破这条鸿沟：首先，他的“个人知识论”，指出科学研究个人性的介入，矛头直指那种“超然于个人因素的客观性”；其次，他取道狄尔泰诠释学的“理解”、“体验”，提出“默会知识论”，我们的认识是“寓居于细节之中”的，既有对焦点对象的整体关注，也有对部分细节的辅助觉知，从而回应了“完全明述知识的理想”；最后，他设想了用来取代机械主义还原论的“层级化的实在论”，即“最低的层级是无机的自然，上面是植物性的生命，再上面是动物的知觉，之后是有意识的行动和理智的行动”，而人类的高级文化活动居于最高层，“在不同的实在层级之间，高层次实在的运作依赖于支配低层次实在的规律，但是支配低层次实在的规律却无法充分说明高层次实在的运作”。从上述三个方面，波兰尼突破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连续，因为“通过寓居而认知是一种普遍的认知现象”，其“密切程度表现为一个连续进展的过程”；各学科都会涉及“独一无二性和重复性”，只是比例关系不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在宇宙的等级结构中，综合体构成了存在的较高层次，而诸细节则属于较低层次”。

之所以介绍波兰尼对打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限的设想，是因为郁振华书中为这部分内容取的标题叫“‘斯诺问题’的哲学反思”。所谓“斯诺问题”，就是英国人斯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现时代文学和科学这“两种文化”变得分裂对立的现象。近来读的一些书，比如去年介绍过的特里林的《知性乃道德职责》，还有卡尔的名作《历史是什么》，都论及这一问题，可见它对当时欧美知识分子的影响之大。现代以来，英国类似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争论不断，比如边沁和柯勒律治，赫胥黎和阿诺德，斯诺和利维斯，而中国当下亦有“工业党”和“情怀党”之争。这就像戴着3D眼镜在标准化影院里沉醉于李安炮制的“纸老虎”之梦幻，它隐喻着我们的生活总在二律悖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