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中国改革的三个重要历史关口

中国改革的三个重要历史关口

丁咚 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仿效邓小平南巡广东，是新一届领导层对中国未来施政方向的一次明确的政治宣示。他在南巡期间代表执政党就深化改革开放所作的集中表态，如果能在国家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得到认真、彻底的贯彻落实，其历史意义和地位将丝毫不亚于邓小平当年的南巡讲话。

中国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都在聚焦于同一个重大目标，即只有用改革的办法，才能破解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只有彻底突破利益集团的障碍，才能建立全民共享的新的国家秩序；只有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才能将改革不折不扣、高质量地推进下去。改革需要“干货”，需要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结结实实的成果，再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沦为空谈。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所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才拥有了具体指向的含义。

而新一轮改革是否真正启动，能否真正落实，并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关键看在三个时间点和三个领域能否实现质的突破。它们是中国改革走向的晴雨表，是外界观察中国政治形势的重要参照物。如果在这三个关节点上不能就一系列重大主题提出改革的明确方向、思路和措施，那么中国改革就会仍然在原地打转，一如既往地成为人们经常在嘴里嚼动却随时会吐掉的“口香糖”，中国就没有成功转型的希望。

第一个时间点是即将于本周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是经济改革破题。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一次年度会议，但由于它处在新旧领导层交接、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关头，又是新一届领导层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因此必然承载了超出其本来负荷的额外“价值”，也即在这次大会上，新一届领导层在提出新一年的经济工作规划的同时，也要就在经济领域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尤其是变革经济体制、强化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支配性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保障私有产权方面，提出富有战略远见的方向性的、系统的和具体的目标、思路与措施。

第二个时间点是明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点是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开局。这次大会将最后完成新旧领导层的换届，也是新一届领导层提出新的施政纲领特别是改革纲领的重要契机。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一揽子构想，核心的两个支点是简政和放权。目前导致腐败盛行、经济困境、文化滞后、社会萎缩的根本原因最终都归结为权力过于集中和独断。改革的目标就是改变权力集中和独断的局面，主要有四种手段：放权、分权、制衡与监督。放权是指原本不应该由国家政府承担的职能予以废除；分权，国家权力应该由不同机构执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当适当划分权力，相互之间形成制衡；监督来自社会、媒体和公民。国家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和独断的结果，是对经济、文化、社会的严重束缚，使得权力寻租成为普遍现象，腐败侵蚀政权肌体，破坏人们的道德观念。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在内的体制改革将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既要有顶层一揽子构想，又要鼓励基层试水和创新，重要的是排除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反弹，打破既有利益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格局，在重点和关键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不断深化，并逐步扩展至全面改革，改革就要彻底，就要始终接受社会现实的考验，就要真出成效。稳字当头，不思变革不可取；以渐进为借口，不思突破不可取；满足于顶层设计，对基层首创不予鼓励不可取；指望一步到位，立竿见影也不可取。

在改革渐进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宪政体制和法治体制，树立起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依法治国落到实处，将国家稳定建立在由法治所保障的秩序、规则和道德完善之上。

第三个时间点是在经济改革破题、体制改革开局之后。重点是放松加诸于公民社会发育和社会组织发展之上的桎梏。国家的稳定、政治的文明、经济的有序、文化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规模以及公民组织对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介入情况息息相关。中国的现状是，有国家无社会。中国目前大量存在的群体性事件、腐败现象肆无忌惮、文化产品不够丰富多彩等，都对公民社会和公民组织参与提出了新的要求。

十八大为公民社会和公民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排除了障碍，如何放开对社会的限制，促进社会组织建设，加强公民自治和社会监督，推动社会、思想和媒体的开放与自由，在国家政府和公民之间构筑一个缓冲层和隔离带，确保国家和社会的内在稳定和持久繁荣，是一个历史性的，也是现实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