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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中国人的社会怨气为何失控?

2012-12-10 11:57:23 作者: 方绍伟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多个方面。

《制度经济学新视野》 第十七章

人类社会总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一是某些低效率的经济制度总能长期存在;二是独裁者总是死也死不了;三是日子开始好起来,人们的的社会怨气却反而好象要失控了。

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多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还有信访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断,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竟显示出中国的学者们所说的“溃败”和“溃散”迹象,以至于不断地强化了“中国崩溃”的预想。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1,社会怨气原因的五种解释

知识界对此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这些解释尽管有的侧重外因、有的侧重内因,但都非常有道理,确实能较好地解释一些各不相同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五种分析的实际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呢?

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贫富差距确实也在扩大,而且也与贪污腐化导致的分配不公有关联。可是,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也不是世界最高的,而且,由于“关系至上”的文化心理,人们对贪污腐化的承受力其实比一般想象的要大一些。社会正义涉及政府的公信力、守信程度和表率作用,但把所有不是百分之百地归到政府身上却不见得妥当;只要你把脚迈出门,看一看普通老百姓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卫生上的“不讲理”,你就能马上得到一个非常直观的反证。把社会怨气归结于专权也没有解释力,因为专权并不是中国现在才有的事情,我们要解释的本来就是:在同样是政治体制、甚至政治自由有所松动的情况下,为何现在的怨气反而大了。所以,把社会怨气归结于专权,就象把中国当今的经济发展也简单地归之于专权一样无法服众。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只对“圈内人”讲情讲理、对“圈外人”无情无理,这恐怕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所以,说中国人“道德沦丧”就要非常小心,实际的情况并不是“沦丧”,而是“里外有别”,中国人的道德是高度“人格化”而不是“一般化”的道德。这么说,是不是最后只能把社会怨气归到“有奶就是娘”、“临急抱佛脚”的“实利传统”、“信仰迷失”和“精神危机”上呢?未必。在社会变荡时期,有严格宗教信仰的西方人在讲德和守法上也不乏“堕落”的表现,这还不提他们对异族人和异教人所犯下的罪孽。

如此说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怨气所面临的失控状态,客观上要求一种把过去和现在、内因和外因、中国的特殊性与世界的普遍性区别和结合得更好的解释。区分“过去和现在”,就是不能把过去就存在的“政府专权”、“正义缺失”、“道德失范”和“信仰迷失”不分程度地拿来解释现在;结合“内因和外因”,就是要分析“贫富差距”和“贪污腐化”的外因是如何通过怨气的内因而起作用的;考虑“中国的特殊性与世界的普遍性”,就是要看到“物质世俗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如何也对“忠于信仰”的西方社会造成至少同样程度的冲击。

2,“时间偏好”及其四大因素

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上述五种解释无论如何仍是很有道理的,问题只在于,简单的罗列和加总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新观点,因为,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从“个人行为的内部结构”进行综合把握,然后提出一个逻辑地统一各种观点的分析。这种客观要求往往就是产生“新理论解释”的绝好机会。

我把当今中国社会怨气失控的原因,归之于体现“个人行为内部结构”的个人“时间偏好”的普遍强化。通俗地说,“时间偏好”是指“现在就要、还是以后再要”。“时间偏好”是个人在选择“现在获得满足”或“将来获得满足”上的偏向;个人偏向“现在就要”就叫“时间偏好强”,个人偏向“以后再要”就叫“时间偏好弱”。

“时间偏好”是一个实证性很强的中性化概念,在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中,从卡尔·门格尔、欧根·庞-巴维克、路德维希·米塞斯,到穆瑞·罗斯巴德和法兰克·菲特,这些经济学家都用“时间偏好”来强调各种原因驱动下个人行为的时间体现,包括用它来解释“利息”和“贴现”,汉斯-赫尔曼·霍普更是突出地用它来分析不同制度下的个人行为。借用“时间偏好”这个概念,我们就能看清社会怨气的各种内外因素,是如何从“心理的焦虑”最终在“个人行为的现时性”上爆发出来。

“时间偏好强”和“时间偏好弱”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为什么“时间偏好强”就会导致“社会怨气大”?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弄清个人“时间偏好”到底会受什么因素影响。上面提到的五种观点,就可以通过“时间偏好”这个“个人行为的内部结构”而成为起作用的因素,“时间偏好”也就因此成为统一各种观点的“内在微观环节”。影响“时间偏好”的因素,包括外部的、生物的、私人的和制度的四个方面[1]。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些具体因素。

外部因素指个人无法控制的、预期可能影响个人生存环境的各种事件,影响的情况可以是中性的、好的、坏的和极坏的。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性的影响不会改变个人的时间偏好;好的的影响(如经济景气、农业丰收)会提高个人的时间偏好,使个人偏好现在、增加消费,但随着消费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会出现递减和转移(吃了第五个肉包后,人就开始想别的了);坏的影响(如金融危机、农业欠收)会降低个人的时间偏好,使个人偏好将来、增加储蓄,为雨绸缪、以防不测;但极坏的影响(极端的如大气层消失、地球毁灭)则反而会提高个人的时间偏好,因为一但生存环境危及生命,个人显然要选择增加消费而不是增加储蓄(所以死刑囚犯一般很少拒绝“最后的晚餐”)。

影响时间偏好的生物性因素,指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发生的时间选择变化。年龄小的人一般时间偏好强,由于认知能力的原因,儿童对人的寿命和作为未来消费的生产投入不会有明确的概念,他们只认现在的满足,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今天和明天、只有这个满足和下一个满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小孩的“不懂事”;小孩饿了哭不奇怪,大人这样就不对头了。随着年龄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学会了安排现在与未来的消费,个人的时间偏好开始下降,直到晚年生命接近终结,个人的时间偏好才开始反转,以避免“人生的最大痛苦,就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

个人时间偏好也受个人私人因素的影响,这些私人方面的因素包括健康情况、富有程度、性格倾向等等。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较健康或较富有的人时间偏好一般较低,这种人往往偏好将来、自制力强,愿意以现在的满足换取未来的满足;不太健康或不太富有的人时间偏好一般较高,这种人往往偏好现在、及时行乐、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如果这种时间偏好变成一种性格倾向,缺乏耐心、急于求成等短期行为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巴菲特说长期投资不仅是一种策略,而且是一种性格,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研究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而始终不得要领,原因就在于“价值投资”理念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涉及时间偏好的“性格化操作”。一个一边盯着股价大屏幕、一边读巴菲特的炒股者,他决不可能懂得策略与性格的区别与联系,这也是梦想一夜暴富的人往往“炒股炒成股东”的原因。

个人的文化修养也会与健康、收入和性格等共同影响个人的时间偏好,这就是为什么偏好现在的“社会下层”,往往更容易出现家庭破裂、吸毒成瘾、爱滋梅毒、暴力犯罪、嗜赌如命等问题。在成名成家的人中,素质修养对时间偏好的影响可能更大,在感性压倒理性的情况下,这些人的私人财富往往成了他们超强时间偏好的便利条件,离异滥交、纵情酒毒、违法犯罪等等就可能成为家常便饭,哪怕“过把瘾就死”。在集权财于一身而人格败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的极端情形。有人对黄光裕那样的“大富豪”以身试法大为不解,其实原因就在个人修养和行为习性上;同样是来自广东潮汕和文化程度极低的李嘉诚,人家的后来修养就大不同;同样是来自广东潮汕的马化腾,文化程度和个人修养显然更高,QQ的企业文化与黄光裕时候的国美也不同。

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一个学生,曾在网上讲过一个“时间偏好与利率”的故事。美国的很多大学现在都是“聚会大学”,学生都成了“聚会动物”,俄亥俄大学因此曾在全美各大学中名列第五。有一次,周末快到了,这个学生酒瘾难耐,可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一时又找不到人借钱;看到手上还有一本“数量经济学”的教科书,他灵机一动,抓起书直奔学校书店,以大折扣的旧书价“放血”卖给书店,以此换来一小箱啤酒度过周末。几天后,这个学生收到了勤工俭学的工资,便到书店按全价把教科书买回。事后自己一算,发现这次对酒的“超强时间偏好”,竟使他付出了折合年利率高达“百分之四百五十兆亿”的代价,倒回来算就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高“贴现率”。

超强时间偏好,意味着高贴现率(现在贴现要付出高代价),意味着重现在轻未来。如果把个人一生的时间偏好画成一条从左上向右下倾斜的曲线,那么,个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不仅涉及时间偏好从这条曲线的左上方一点挪动到右下方一点,还涉及这条时间偏好曲线从座标上,整个移动到座标上方或下方;前者代表年龄、教育、健康和富有程度提高后时间偏好的下降,后者代表性情环境变化后时间偏好的升降。爆炸型的超强时间偏好,就会突破限制而无法在座标上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仲燕
来源: 草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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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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