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
“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两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争端越来越频繁,有些事态的摩擦开始升级,我们过去的外交战略是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在“十八大”报告中能够看出我们外交思路的变化吗?
阎学通:目前我国总的外交思路仍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但过去这几年间,我们有过一些外交政策上的微调。2009年胡锦涛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对外政策的“四个力”目标: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而在此之前,我们的提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只是强调经济利益,忽略了其他的国家利益。
“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新提法:“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这说明我们抛开过去单一看重经济利益的观念,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综合实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国内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学者,1998年你的书《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出来后,却在当时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争论和批评。大家对你书中的哪些观点不太认同?
阎学通:上世纪末西方世界盛行“中国威胁论”,他们不是讨论“中国能否崛起”,而是说“如果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我和他们的研究方向相反,我是研究中国崛起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如何实现崛起,以及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好处和贡献。
虽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我做了这个研究,但是书出来后却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反对。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中国是崛起不了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第二,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崛起,会将美国的战略压力引到中国身上来,这样就违背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原则。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特别受欢迎,而第二本书《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却受到批评,效果相反。我第三本书是《中国古代思想、现代中国实力》(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由于这本书是英文的,因此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在国内影响较小。这三本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联生活周刊:几年之后,中国政府一度也用了你提出的“中国崛起”这个说法。
阎学通:政府是2003年开始引入“中国崛起”这一词语,但2004年起就不这么说了。因为这种提法引起了争论。根据我当时的研究,“和平崛起”的首要条件,一是中国有能力让别人接受你和平崛起,即让别国不敢以战争方式来压制中国崛起。二是中国无需借助于战争就能实现崛起目标。三是崛起过程中无需用战争来维持生存。
后来学术界开始争论,“和平”和“崛起”这两者,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或者两者结合到一起才是目的?“和平”与“崛起”如果不能兼得,我们该怎么办?我以为,在弄清楚“崛起”这个概念前,需要区分崛起和发展的性质。“发展”是一个绝对量扩大的概念,是自我提高。“崛起”是相对量的概念,指的是与他国差距的缩小。现在官方不再提“崛起”,我们学界仍旧可以做这个研究,官方的提法是“民族复兴”。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对“崛起”这种说法有争议,是因为它会在外交政策上导向一个进攻型的策略吗?
阎学通:有两个原因:一是“崛起”意味着发展得很快,但是大家都说不可能那么快。因为我们的提法是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50年,现在还没到21世纪中叶呢,怎么能崛起呢?二是这种提法太引人注目,认为一说崛起就会增加崛起的国际压力。
在今天看来,中国崛起是个客观事实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对于中国崛起的预测,从哪一年开始得到了印证和正视?有什么标志性事件?
阎学通:我感觉世界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应该是2002年。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东亚第一大进口国”。
三联生活周刊:这仍旧是一个经济指标上的评价。
阎学通:对。1993年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时,国际社会只是害怕中国崛起。经过10年时间,到了2002、2003年他们才真正讨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我印象中,第一篇认为中国是新兴超级大国的文章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从2002年起,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不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弱,认为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家看法越来越一致。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说,经济指标是衡量中国实力变化的最重要标准呢?
阎学通:我觉得2002年的“东亚第一大进口国”仅仅是个标志。从根本上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主要国家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中国仍然保持了6%的经济增速,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第二个重大变化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他大国的经济都是下滑,而中国仍保持11%的经济增速。所以说,全世界开始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了。世界认为中国崛起跟这两场金融危机起的作用分不开。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你之前提到的观点,“崛起”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有进有退之中看待国家实力。
阎学通: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别人“退”的结果。我不否认我们自己在进步,但如果别人不倒退,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是起不了那么大作用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2009年胡锦涛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外政策“四个力”的目标,出现这一外交政策微调,是因为国际环境上的哪些变化呢?
阎学通:当时最大的背景是“中国责任论”。上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流行“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中国责任论”。这使我们感觉到不一样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一情况使得我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是在首次中美战略对话会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第一次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他表示,“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这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向平等的方向发展。从此以后,我们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点点变得比以前平等了,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双方基本上是平等的了。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也使得中国认识到,我们必须正视自己正在成为新兴大国这个现实。
阎学通: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这样形容中国:“那只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用我的语言来说,当中国蹲着都比人家站着高时,你还能往哪里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