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观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段讲话，极具强针对性，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毫无疑问，这段话也是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观一脉相承的。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引起了社会舆论的热议，这一方面表现出公众对执政党的殷切期待，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公众对如何解决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所做的深入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成为了了一个更加敏感的词。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自己提出来的，是邓小平最早讲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可以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削弱党的领导，也不可以把加强党的领导看成躲避或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人民革命的果实付诸东流，是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是中国的动乱与分裂，这无疑是一个悲剧而且是全中国全世界的大灾难。当然，如果拒绝改革，无视如胡锦涛同志讲的四个考验与四个危险，最后肯定会导致无可避免的大灾难。因此，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积极稳妥加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重温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观是很有现实积极意义的。
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谈话中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78年11月2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回答中国是否也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种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时，邓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一开始邓的态度就毫不含糊：不采用西方式的竞选制度。
1980年11月7日上午，邓小平在接受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强调：“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是首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1982年4月3日，邓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开始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一面。他说，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宪法有密切的联系。就国体说，要解决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专政不行，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说，要解决民主和集中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集中不行。国家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都要高度民主、高度集中。这些方面都有一个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
1986年6月10日上午，邓听取姚依林、万里等人的经济情况的汇报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这里，可以看出，随着形势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有了紧迫性。因此，在十多天后的6月28日，邓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说道：“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又一连十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且谈得相当具体和详细。
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道：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时指出：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
1986年9月29日，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明确谈到了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
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目标，这与前面提出的目标的精神是一致的，内容是相互补充完善的。他说：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
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这不是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完成得了的。但是制定一个目标十分重要。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在这方面，严格说来我们刚刚开步走，需要思考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还很多，必须认真去做。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如何做还没有考虑清楚。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1986年12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经济情况和次年改革设想时指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
1987年5月12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时谈到了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问题。他说：“我们今年秋季召开党的十三大，将更加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现行政策，而且要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来适应经济的发展。”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十三大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1987年6月12日上午，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个问题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
增强活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党的都要大，我们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也都偏大。我们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打倒了，后来解放了，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但步子要稳妥，也不是只讲年龄这一条，还要德才兼备，并且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年轻化这件事障碍不小，不克服不行，还要做许多工作。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包括精简机构，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正在议论，要在十三大以前理出个头绪。”
1987年6月29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外国朋友了解得多一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1987年7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时指出：“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比较年轻化一些。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非干不可。”
1987年8月29日上午，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利昂妮尔德·约蒂和雷纳托·赞盖里及其家属时，邓小平指出：
“今年十月我们党要召开十三大。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重申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要使领导班子更加年轻化，这样就会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更具有活力，同时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
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
1987年10月1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时指出：
“成功的经验鼓励了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因此，党的十三大要决定加快改革的步伐，不仅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且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
从以上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整个1987年，是邓小平阐述他的政治体制改革观点的最详细、最完整、最具体的一年。从中可以看出，邓一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精髓，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改革发展的全局当中来思考，谋划通过有序的政治实践，由点及面，循序渐进，在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互动交汇中实现我国政治体制的最优化变革。”
邓小平在1989年先后三次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主要是强调不能走西方的道路，这与他在1978年首次谈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鲜明态度是一致的。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时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
1989年6月16日，在同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人谈话时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
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的制裁，邓小平在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丝毫的动摇。1989年10月31日上午，他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有不少改善。例如，离退休制度与任期制度的确立，有效地防止了个人迷信与个人专权的再出现。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与各参政党派、群众团体的大会、会议与换届制度的坚持，正在使民主生活正规化制度化。人代会与政协的作用已经大大提高。干部任免的程序与考评，使民意已经能够起相当的作用。还有农村海选，行政审批制度、大部制改革，等等。但是存在问题还很多也是事实。特别是在上世纪末兴起的网络化新形势下，面对的新问题新难点更多。现在重温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可以使我们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项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既不能急躁冒进，也不能踟蹰不前，唯一可行的应该是不管持什么观点的人，都能确实认清形势，确实抛弃“老路”和“邪路”的幻想，才有助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