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观点 / 时政社会 / 正文

欧树军:必须发现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对人民的想象、界定与分类

2012-11-16 16:13:22 作者: 欧树军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在任何现代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

 

 

一、导论 人民的三个形象

在晚近两百年的现代政治谱系上,“人民”从过去的污名化逐渐得到正名,进而演化成为一切人类政治事务的最终裁判,成为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也成为全部政治正当性的终极源泉。这个意义上的人民是抽象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共和国各种国家机构诉诸的都是抽象的人民形象。那么,谁是人民?人民可以具体化吗?如果可以,又能具体到什么层面?[2]如何想象人民,贱民、蚁民、草民、臣民是君主制的人民想象?国民、公民是共和制的人民想象?又如何界定与区分人民,人民是文化的、民族的、地理的、道德的,还是阶级的、经济的、职业的、社会的? 以及,如何发现人民,集体意义上的我们,还是具体到我们中的每个人、某个人?盲从、草率的大众,还是自主、理性的个体?危险、愚蠢的多数,还是可为尧舜、可为师的群众?

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的回答,下文的初步探讨表明,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上,人民的形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时期,想象人民、界定人民、区分人民与发现人民的方式都不尽相同。共和国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前十五年、改革开放后十五年以来,存在着三种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人民、治理意义上的人民和责任意义上的人民。

人民的这三种想象、界定、分类与发现方式不是断裂的、互相排斥的,而是连续的、彼此融洽的,共同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内涵。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既是主权者,也是被治理者,又是需要-回应框架中的责任担纲者。社会主义对人民的界定超越了主权者与臣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治理与被治理者、公共服务供给者与受益人的二元主客结构,人民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更在需要-回应关系中,在主体-地位的反复转化中,实践着主体地位的回归,实践着对治理的深入参与,实践着向上的政治压力传递,因此,人民的形象在社会主义这里更加丰富,更加多样,也更加清晰。随着发现人民方式的改进,社会主义对人民的想象也更加贴近真实的人民。在任何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3],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良性的政治互动、良好的治理状态只能来自对具体的人民的发现,来自解决绝大多数具体的人民的需要。事实上,主权、治理、责任这三种人民形象并不是直线递进的,不同时期都存在这三种形象,它们特征不同,但可能同时并存于不同阶段。

二、经济地位与革命态度:对人民的阶级想象

主权意义上的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是所有正当性的根源,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主权者,这也是人民主权成为现代政治核心原则的结果,其政治逻辑是革命逻辑,但革命逻辑并不自外于常态治理,革命逻辑本身也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主权意义上的人民用阶级来界定,根据经济地位逆向确定政治地位,靠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单位机制、群众大会以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识别,主要是靠人去发现人民,所以人民的主体形象既是抽象的,也是并且更多情况下是具体的。

人民的第一个形象来自阶级。“为了61个阶级兄弟”,这个60年代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对人民的阶级想象──

那是在1960年2月2日傍晚,山西省平陆县风南公路张沟段有61名民工,不慎发生食物中毒,生命危在旦夕。县医院的医生断定,必须在2月4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特效药二巯基丙醇,否则无救。山西没有这种药。2月3日下午4点,中共平陆县委打长途电话给北京求援1000支二巯基丙醇注射剂。药很快就准备好了,但是怎么把药发到平陆呢?平陆离北京上千公里,而且要翻山越岭,交通极不方便。空军部队的领导闻讯后,当即决定派飞机连夜把药品空投到平陆县城……降落伞带着药箱安全着陆了。由县委打电话向北京求援,到神药天降,这复杂辗转的过程,只用了8个多小时。61个阶级兄弟化险为夷了,他们激动地说:“我们的生命,是共产党,是解放军,是同志们用阶级友爱救活的。”

61个阶级兄弟就是共和国前三十年(1949-1978)的人民形象。这里的人民,是用阶级界定的,这首先可以追溯至共和国正式建立前,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首次明确了人民的阶级形象:“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周恩来在《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和特点》报告中所强调的:“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

人民的这个阶级界定,既预示了共和国前三十年如何发现人民,又接续了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基石,确定人民是谁,就是回答那个经典的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进而,发现人民的过程,也就成为在共和国内部区分敌我的过程。因此,划分阶级成分,也就是确定人民到底是谁,不仅反映了“革命的发展”:人民战争、人民革命的成败全系于此,也是“建设的需要”:土地改革、公私合营这些共和国国家建设第一要务也全赖与此,还关乎共和国的未来:要保障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祚延绵,切实推行对人民的民主、对反动派的专政,“对同志如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如寒冬般冷酷”,先要发现人民:确定人民是谁,敌人又是谁。

共和国的阶级划分接续了革命斗争时期的标准。19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时期,没有出现建国后那么大规模的阶级划分,但确立了区分人民与敌人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地位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社会各阶级身份,二是对革命的态度。[4] 人民就是革命需要团结的朋友,在这个革命党人对人民的界定中,人民和敌人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可以通过更进一步的分类来界定其具体范围。革命态度不是朋友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经济地位,经济地位不仅仅是确定人民阶级身份的基础,也直接决定着人们对革命的态度。

表一:人民的阶级想象

表一人民的阶级想象

 

根据经济地位,全体中国人分为七大阶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最不安定者。根据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分为两大类:支持革命属于革命派,是革命的朋友;反对革命是反动派,是革命的敌人。在七大阶级中,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最反对革命,态度最坚决,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不止于此,“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中产阶级,也就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对革命的态度也是反动的,也是革命的敌人,左翼则有很大的可能同情、支持革命,因此是革命需要团结的朋友。革命态度的差异,进一步产生了可团结程度的差异。对人民做进一步的分类,正是为了发现不同人群的可团结程度,二者实际上又相互增进。

中产阶级有左中右三翼,左翼是朋友,右翼是敌人,中间派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的最后斗争时期,无法中立,只能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小资产阶级也有三类:有余钱剩米的、经济大体自给的、生活有困难的,分别为右派、中派、左派,右派分子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下也只能附和革命,中、左派则均会加入革命大潮。半无产阶级则有五大类: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根据经济地位和生活困苦程度,半自耕农和贫农又分别有三个和两个细别。无产阶级,是指当时的两百万产业工人,主要来自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大产业,他们代表中国近代最先进的生产力,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生活最不安定者,包括数量不在少数的游民无产者、失地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而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都“曾经是”他们政治与经济的互助团体。

随着革命的发展,为着革命队伍的壮大,为着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标,必得大规模地划分阶级,也就是大规模区分朋友和敌人,从193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分田、查田运动,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乃至全国政权建立后的土地改革,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这两大标准一直得到坚持,对人民分类也变得越来越精细。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个囊括城市、乡村所有人群的整体分析,1930年代的《怎么区分农村阶级》则是把区分敌友这个革命逻辑具体运用到农村。为了发现农民这个革命的最大盟友,这个人民的最大组成部分,《怎样区分农村阶级》将农村的阶级状况细分为五大类: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而区分的标准已经偏重经济地位一维,敌人的反动程度根据剥削程度来确定,地主剥削的方式也得到细分:地租、兼放债、兼雇工、兼工商业、管公堂、收学租、破产但生活状况好于普通中农的地主、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地主帮凶(收租管家)。以及经常剥削工农的富农。敌人的出路在于接受劳动改造,也就是从不劳动的人分得一块土地,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转化为新人,最终也有可能成为人民的一员。

可以看出,在《怎样分析农村的阶级》中,区分敌友以发现敌人为先,要发现人民,首先要发现人民的敌人,通过界定人民的敌人来团结人民。问题在于,发现敌人,又是以对敌人的细分为前提的,偏差就常常出在分类的标准上。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划分大大超出了上述五大类,并且出现了种种实际问题。为了解决处理这些实际问题,在《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不得不进一步细致界定区分敌人与人民的标准。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务院则专门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上述两个纲领性文件做出补充。

为了区分地主与富农,不得不界定什么是劳动,什么是附带劳动,以及劳动的各种界定标准:人数上的、持续时间上的、起始时间上的,以及主要的还是辅助的。另外,还有除了上述“普通情形”以外的“特别情形”。此外,重要的区分还有很多。比如,富农的剥削时间和剥削分量、富农应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富农与富裕中农、反动富农、破产地主、贫民、知识分子、游民、宗教职业者、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与土地、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的;以及最为复杂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兼工商业者、管公堂。

除了为纠正发现敌人过程出现的偏差,而具体界定种种区分敌人与人民的标准,并做出不少补充决定乃至举例说明外,政务院还郑重补充了另外一些内容,涉及小手工业者、手工业资本家、手工工人、自由职业者、小商小贩、商业资本家或商人、开明士绅、革命烈士军属、少年儿童和青年学生的家庭出身、恶霸以及地主成分的改变,可以看出,这些补充很多方面也可以适用于城市的阶级划分。

概言之,用经济地位来划分敌人,划分人民,从而通过发现人民的敌人并为人民消除敌人,通过在人民内部推行的阶级友爱,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政治团结,这就是发现人民的一般逻辑。彻底贯彻这一标准,当可纠正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保证绝大多数人民阶级成分划分的准确性。而脱离了经济地位的革命态度,只是一种主观标准。如果偏重这种主观标准来发现人民,就比较容易出现偏差,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后来的政治身份及其代称,如牛鬼蛇神、黑五类、红五类,以及文革中的造反派、逍遥派、保皇派等。

区分敌友是为了发现人民,为了准确区分人民与敌人,革命态度这一维让位于经济地位这一维,从经济地位出发的阶级划分,又存在时间、人数、主次、普遍与特殊等各种差异,因此,人民的精细分类就显得愈加重要。划分阶级延用了革命的标准,但有了新的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土地改革的目标:改变社会构造,消除地主这个剥削阶级,从而在政治上将绝大多数人民组织起来,也就是团结起来,实现“国家与人民前所未有的强大与巩固”。此时,划分阶级不再是出于革命形势发展的必需,而是出于“建设的需要”:是为了在消除“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之后,为“我们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一个最根本的条件”,从而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5]。

责任编辑:苏雪杉
来源: 观察者网
1 2 3
相关推荐: 人民共和国年来分类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